3年9月，叶企孙利用吴有训去美国休假之机，托他在美国订购制造真空管的机器设备，以备我国研究制造电子管之用。

    1935年，叶企孙主持临时大学筹委会的时候，他预见到抗日战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便提早把沉重的真空管制造机运到了长沙，后来，南京沦陷，真空管又运到了昆明大普吉，无线电研究所也在那里重新筹建起来。即便是在战乱时期，清华特种研究所的学术研究也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无线电方面，由于有较好的设备，其成绩还颇为令人瞩目：中国第一根电子管就是在这个研究所里研制出来的。在军事方面，曾与航空委员会空军军官学校合作研究长波定向问题，设计和制造出军用无线电通讯器、军用秘密无线电通话器、航空用无线电定向器等等。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叶企孙先生的高瞻远瞩。

    有人说当时的清华特种研究所是“为国效忠”和“为国储才”，其言甚是。还以无线电研究所为例，它不仅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如任之恭、孟昭英、范绪筠、叶楷、林家翘、戴振铎、张恩虬、陈芳允、王天眷、慈云桂等等，还为提高世界范围内的无线电技术做出了贡献。1943年，孟昭英去美国学术休假，在这一年中，他选择了刚刚发明不久的金属波导中阻抗的精确测定作为他的研究课题。经过一年的努力，他获得了一项专利，并于次年受mit辐射实验室的邀请参加了雷达系统的创造性研究发展工作，研究出了一个在10厘米波段雷达系统使用的发送接收开关，为世界无线电技术的发展打上了中国印记。

    再以航空研究所为例。或许是因为摊上了野心勃勃的邻居，蒋介石对中国的领空设防相当关注。1930年前后，国民政府不仅从国外购买了一批飞机，还引进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意大利飞机制造厂。当然，他的这种关注沿袭了旧中国官僚政体急功近利的特点，与中国科学家的关注点不尽相同。当时军政界更多的人主张直接购买西方的飞机大炮，而梅贻琦和叶企孙们的目光则更加深远一些。他们认为如果想改变中国在天空上的劣势，仅仅靠购买外国利器来解决燃眉之急并非上策。要从根本上转变这一态势，就应该着眼于两点：一要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二要发展自己的航空科学。

    如果追溯中国的航空史，人们会在一片苍茫的底色里，发现清华大学曾经以先行者的姿态突出在那一抹不易分辨的遗痕中。而设定这最初的底色的，当是以叶企孙、梅贻琦、顾毓琇等人为首的科学先驱们。

    一切还要从清华大学的历史说起。

    清华大学成立时，原本是没有工学院的。大学成立之初，只有一个土木工程学系，序列排在理学院各系之后，并且还有一括号，里边注明“附属”二字。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32年。也就是说，在这5年时间里，工程系一直在理学院麾下，身为院长的叶企孙先生一直与工程系的血脉紧密相连。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工业普遍萌动和发展的年代。鉴于时局和工业界的吁请，同时也为了配合政府发展理工学科的政策，梅贻琦在叶企孙等人的支持下，将土木工程系从理学院的序列里分出，另起炉灶，增加机械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成立了继文、理、法之后的又一学院——工学院，梅贻琦兼任工学院院长。

    这一年，时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的顾毓琇受聘来到清华担任了电机工程系首任主任。顾毓琇，1902年生，1915年至1923年就读清华，是叶企孙的同学，两人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时受业于同一导师。他在担任电机工程系主任的同时，又讲授物理系大学一年级的课程，与叶企孙又是同事。顾毓琇多才多艺，既是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他是第一位在美获得电工博士的中国人，后入选美国电机学会院士和美国科学院院士。他与叶企孙的这种“三同”（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