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写道：“1961年困难时期，吃不饱，我患浮肿，叶先生见我脸色不好，曾让我到他家喝牛奶。我去时，还有他的研究生萧国屏等也在，他还切了面包给我们吃。叶先生很爱学生。我们毕业时，他分批请我们到他家，拿糖果点心给我们吃，一面聊天，一面让我们写下姓名和通信处，以便以后联系。他教过的学生中，不少与他有联系。他关怀他们，爱护他们。他没有结婚，住房比较宽裕，有时就让他的学生住到他家的空房里。如在清华时，让孙良方住到他家；在北大时，让杨海寿住到他家，院系调整后，北大住房很困难，叶先生主动把房子让给梁宝洪住。”

    郭殿邦先生是叶企孙先生的好朋友，他俩曾是清华学校、哈佛大学的先后同学。“叶先生文质彬彬不爱运动，而殿邦业余从事骑马、打球等各项运动。而能导致两人亲密交往的，想必是他俩同时未交女朋友（叶先生终生未婚）、不嗜烟酒、洁身自好。”（郭会邦《叶企孙先生与郭氏兄弟交往片断的回忆》，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65页）

    1928年，郭殿邦的两个兄弟郭济邦、郭会邦同时考入清华大学，因家道贫寒，郭殿邦就把两个兄弟托付给叶企孙照管。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从郭氏兄弟入学第一天起，叶企孙就担负起监护人的责任，直到两兄弟完成学业。

    西南联大时期，生活极为困难，许多教授夫人不得不在街头摆摊维持生计。在这样的情况下，叶企孙仍坚持以北院七号的方式对学生表达自己的爱护之意。唐正寅先生回忆说：“一天，讲气体动力论课后，他约我们学生去昆明的圆通公园茶社举行茶话会，我们都去了，其中清华大学8人，北京大学5人，南开大学1人，还有一位研究生洪晶参加。那是星期六下午，叶师先到了等着我们，他让我们坐下喝茶，说他暂时出去一下，半个多钟点后他夹着两大包糖果糕点慢慢地走进来了。那时昆明物价飞涨，教授们的生活也十分清苦，常靠变卖旧物和制作一些东西出售以补贴工资的不足。大家没料想到他会买这么多东西，而且那时他已是近50岁的人了，还不让我们年轻人跑腿呀，那时日寇肆虐，狂轰滥炸，大家忧心忡忡，而他依旧泰然自若，笑嘻嘻地说：‘目前困难是暂时的，抗战一定会胜利……你们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争光，为中华民族争气，一定要大公无私，不计名利……’不时问问各人家庭、学习、生活等情况，问大家目前有什么困难，这是我们来昆明求学时期一次最欢乐的聚会。茶话会结束了，他送我们，我们走了，他也走了。我回头看到他的背影，就想起大学一年级时的国文老师朱自清写的一文，那是他父亲的背影。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总忘不了我们这位慈父般老师的背影，啊！叶老师，你把我们这些离家远出求学的学生当成您的儿女了。”（唐正寅《叶企孙老师在我们心中》，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44-145页）

    正像张之翔所说，北院七号院还是物理系学生们的临时客房。叶企孙没有家室之累，因此，他的住所就成了住房困难或公务来京学生们的招待所。具体有多少人住过北院七号很难准确道出，仅在各种资料上显示的大概就有几十人之多。其中比较有名的房客就有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界号称“三钱”的钱三强和钱学森夫妇。

    钱三强从海外学成归来，与新婚妻子何泽慧就借住在北院七号。无独有偶，钱学森从美国回国完婚，也住在北院七号。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生于浙江杭州。3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12岁那年，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6年后，又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4年后，他再次以全校理科第一名的成绩完成学业，接过校长授予他的金质奖章，并于同年参加了清华大学公费出国留学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