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云追月那样时时缠绕着吴有训。但是，吴有训都一一谢绝了。他要回祖国去，去完成一项毕其一生才能完成的使命。

    这就是科学救国之路。

    正是这个伟大的使命，使叶企孙与吴有训走到了一起。

    吴有训回到中国后，先后在大同大学、江西大学、南京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任教。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几易其校，有些仓皇的味道。为什么？有句话叫“良禽择枝而栖”，他是在寻找，在选择。

    他不是选择薪水高低，不是寻找待遇丰厚。他是要找一个能搞科研的环境，找一个令他满意的实验室。

    同时他也在等待。等待生命中的知音出现，就像当年的俞伯牙期待着钟子期。

    终于，这一天来到了。

    当叶企孙先生向他发出邀请时，他欣然应邀。1928年深秋时节，吴有训走进了清华园。

    为了表示对吴有训先生的敬重，在研究他的薪水时，叶企孙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吴有训的月薪在物理系最高，比他这个系主任还高！

    我们从吴宓、陈寅恪、浦江清等人的书信日记中可以了解当年清华园内教授生活的一些细节，约略知道一些他们日常生活的概况。即便是高古名士，仍然是要理会柴米油盐的。薪金定多少，一是体现学者本身的价值，二是体现他在这个专业圈子里的地位，三是体现校方对聘任者的重视程度。总之，薪金本身所附加的另外意义历来被学者们看重。《吴宓日记》中，就有张彭春因定薪金不公而引起教授反感的例证。但是，把属下的月薪定得比自己还高，这在当时的清华大学无论如何是件稀罕事。

    多年之后，清华园里，每每谈到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例证，人们援引最多的就是叶企孙的举动。

    吴有训来到清华园，特别是重新回到科研位置上以后，曾对叶企孙先生领导的实验室有过如下评价——

    1929年初，在清华科学会15周年纪念大会上，吴有训在会上说：“中国现在有物理实验室可以讲述者唯中央大学、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然此三校则以清华大学为第一，此排非特吹，乃系事实。盖叶先生素来不好宣传，但求实际。以后我们希望在本校得几位大物理学家，同时还希望出无数其他大科学家。”（《叶企孙先生年谱》，《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36页）

    正是在叶企孙的实验室里，在外已荒废两年时光的吴有训又一次焕发了斗志，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连连报捷，再次吸引了世界物理学界的眼球。当年在北平研究院作研究的著名科学家严济慈在《东方杂志》第32卷第一号上发表文章说：“在国内做研究，最早而最有成绩者，要推吴有训，他于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曾把一篇关于x线散射的研究论文，寄往英国《自然周刊》发表，我们中国人在中国做的物理研究，寄往国外杂志刊布，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确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他做了一项统计，从1930年至1933年四年内国内重要论文共有16篇，清华物理系9篇，清华化学系2篇，余之为燕京大学物理系所撰。而吴有训一人就撰写了8篇。

    如今，当年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实验室早已不见踪影。倘若有人抱着探幽访古的心情来到清华，唯一能找到的与其相近的就是诸国桢先生创设的超声实验室。1952年，叶企孙先生创建的清华大学物理系被撤销，实验室如烟云般消散。诸国桢先生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最后一届毕业生，他是这趟末班车的最后一名乘员。之所以冠之以“最后”两字，是因他留校当了助教，这趟车他是最后一个下来的。院系调整后，连叶企孙老先生也离开了清华，而诸国桢则留了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当年清华物理系的一支余脉。

    诸国桢犹如叶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