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的剑谱就是“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应该算是上个世纪中国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教授治校”公认的创始者是蔡元培。1912年10月24日，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颁布了《大学令》22条，其中明文规定，大学设评议会和各科教授会，审议全校各科教学和其他重要事件。蔡氏的贡献就在于用法令政策的形式将教授的主体作用凸显出来，使之更加贴近教学规律。后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才有机会在实践中推行这一主张。1920年，北大设立评议会、行政会议和教授会议等组织。评议会负责立法，行政会议负责行政，教授会议负责学术，均采取民主议事。三会成员多由各科学长（系主任）和各科教授组成，参与校内重大校务活动，审议各系课程和学术评定等等。但北大的“教授治校”因蔡元培的离去而搁浅，它的贡献是为中国教育史奠定了一个伟大的开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然而，“教授治校”的真正集大成者是清华大学。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用平静而客观的心态去追寻清华大学“教授治校”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将这一粒火种引入清华的人却是曹云祥。

    曹云祥是1922年4月来到清华的。较之以往的长校者，他初始是以改革家的面目亮相的。和前任金邦正的保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刚入校，就接受师生建议，成立“调查委员会”，在清华园作了一次相当广泛而又深入的调查，并根据调查得来的意见逐项落实，颇得广大师生激赞。他先组织了一个“协作委员会”，专司讨论全校应兴应革事务，委员会成员包括华人教员代表、职员代表、美国教员代表、中文部代表和学生会代表等，在这个协作委员会里，教师的份额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教授治校”的热情曾一度点燃。

    继北大之后，“教授治校”在南开大学率先得到响应，张伯苓也搞了评议会，将“教授治校”的精神援引其间。紧接着就是清华，曹云祥的“协作委员会”，就是“教授治校”精神的火星，而且这颗火星饱满而富有能量，它一旦被点燃，就无法被熄灭。

    事实上，这颗火星有些烫手。在某些时候，它还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或许是长校者的敏感，当张伯苓发现评议会有尾大不掉之感时，很机巧地将教授的人数缩减，而使别的人员激增，这样这颗火星就只有些许温暖而不至于烫手了。但曹云祥忽略了这一点。清华园的教授权力渐渐做大，终于隆起一座具有独立意志和思想的峰峦，当它真切地矗立在清华园里的时候，当曹云祥要贯彻自己意志，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又觉得它委实有些碍眼了。

    曹云祥在美国学习7年，在欧洲又当过外交官，他知道“教授治校”的母本来自德国，这个洋人的玩意之所以能在西方兴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因素。而在中国，突兀而起的一道“教授治校”风景，和周围的背景却难以谐调了。

    因此，在后来的时段里，曹云祥很少提协作委员会，他只开校务委员会议，通过校务委员会来决断学校的重要事务。

    但是，那颗火星又燃烧起来了，特别是去张之后，清华园里的师生联手掀起改造清华运动，明确提出要真正实行“教授治校”等一系列改革要求，曹云祥心里清楚，这颗火星到底还是烧了自己的手。

    如果认真翻阅中国的近代史，就会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不过它的范围只限于中国的高教界，存在时间也如白驹过隙，瞬间而已。1925年3月12日，当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至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时，一些学生自发地去中山公园参加追悼大会，却无端受到校方的阻挠，校长杨荫榆更是引来军警弹压，因此激起师生公愤，学潮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