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他们的时候了，因为19世纪和20世纪，将是“科学家们”的时代。

    科学似乎有一万年的生长期。实际上它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存活动，只是人们并未注意它。人类五千年的文明河流奔流而去，多少生动活泼的画面永不再来，对于人类来说，知识往抽象处发展就是哲学，往优美处表现就是艺术，往理性处演绎就是科学。但是更多的时候，人们总是把科学和哲学与艺术混淆在一起，甚至和别的门类夹杂在一起，似乎从没有将其独立过。但是，不管人们怎么认识，科学自诞生那天起就是坚硬的，它像一种令人称奇的晶体，在日光流年中沉淀下来，以其特有的品性记录着自己的历史。乔治·萨顿说，科学的历史虽然只是人类历史的一小部分，但却是本质的部分，是唯一能解释人类社会进步的部分。

    叶企孙相信自己的灵性，也相信以自己的坚忍和韧性会在物理科学上有所贡献。它们就像看得见的城堡，尽管通向它们的路径泥泞而又艰险，但总有一天他会入住。既然世界对科学家的命名还只是晚近的事情，那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发展离世界并不太远，已经受过科学训练的叶企孙们已经看到西方科学舰船的桅杆，只要奋力追赶，中国的舰船早晚会融入其中。而自己也会因成为第一代科学的拓荒者而名垂史册。

    相对于教育家来说，科学家显而易见在更高处。

    科学家会为国家创造出“国之利器”，而教育家会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这正是叶企孙科学救国总目标的重要环节，中国需要一个科学群体，而不能仅靠一个科学家去改天换地。正是缘于这层考量，叶企孙才毅然决然放弃似乎已近在咫尺的科学家桂冠，而选择了当时不可预知而之后证明是一条不归路的沉重人生。

    东南大学3个学期的教学实践，给了当年的叶企孙如何当好老师的信心。这信心的获得使他非常“愉快”，牵引着他一步步向着理想的目标迈进。

    吴宓对东南大学也有很愉快的回忆。他很快就以激进姿态办起了被称之为“现代保护主义”的《学衡》杂志。他在杂志上打出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帜，像火焰一样燃烧在东南的天际。他的身边因为有天人学会旧雨汤用彤、梅光迪等人的支撑，又有新知柳诒徵、胡先骕、陈寅恪等援文相助，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滔滔巨流，吴宓以其无所畏惧的战士姿态吟唱着自己的文化主张，真有“边走边唱，何其快哉”的豪迈之气。

    对于吴宓的《学衡》派，叶企孙此时已是纯粹的旁观者了。对于国学的热爱，就像江浙人喜欢听越剧，亦像绍兴人喜爱黄酒，那是骨子里透出的爱，而眼前的吴宓，就是一出经典剧目，抑或是一杯花雕老酒，在他的身上，有许多现成的东西可以直接滋养叶企孙，这就是身为理科教授的叶企孙多年来总是和文人相近相亲的原委之一。自叶企孙和吴宓相识以来，自清华，又哈佛，又东南，二人如影随形，互相跟进，也算是“文理会通”的一则佳话吧。

    1924年，东南大学副校长兼文理部主任刘伯明去世，校长郭秉文虽倡言民主却难得民主，并排斥异己，使学校气氛陡然紧张。吴宓先期出走，到东北大学就职不久就为清华所聘。此时清华学校开始筹设大学部。1925年8月，叶企孙被清华学校大学部聘为物理科副教授。于是，阔别母校7年之后，叶企孙再次回到日思夜想的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