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发给修业证明。仅仅是暑期讲学，就有美国的杜威博士讲授《实验教育哲学》、孟禄博士讲授《教育学》、推士博士教授《学制改革》、吴卫士博士教授《昆虫学》、巴斯德斐尔德博士讲授《农业推广》、德国的杜里舒博士讲授《生机哲学》、胡适博士讲授《实用主义》、梁启超先生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等等，学生来自全国除西藏、青海、蒙古之外各个省份，连朝鲜也有学生前来听讲，这些学生学业结满后又成了东南大学的宣传员，加上当时国内只有两所国立大学，一是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另一所就是东南大学。因此，东南大学名重一时，甚至超过当时的北京大学。该校大会堂有一金字匾额写有“美尽东南”4个大字，概括了东南大学当时的盛景。

    叶企孙的加盟使东南大学校方欣喜不已。就国内物理学界来讲，还没有哪个科学家能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获得如此瞩目的成绩，因此，叶企孙的荣誉是校方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本人也如英雄凯旋般受到大家的欢迎。

    如今，叶企孙在东南大学遗存的历史印痕中有一张他和众人的合影。1924年3月，东南大学举行第十届数理化研究常会，特别邀请叶企孙和任鸿隽为新指导员，之后又合影留念。叶企孙、任鸿隽居中，周围有张子高、熊庆来、秉志、陈桢等环坐，还有学生赵忠尧、施汝为、柳大纲等簇拥。这些成员大都是中国科学会的早期成员，如今他们再一次聚首东南大学，显示出一幅中国科教丛林的早春图景，它同时也是一个宣言——在中国，一种新的力量正在诞生和成长。

    叶企孙在东南大学物理系教了3个学期的课。该系系主任胡刚复对叶企孙的教学给予很好的支持。叶企孙先后讲授了力学、电子论和近代物理。虽然时间不长，叶企孙却获益匪浅。晚年回忆起这段“教之初”，他深有体会地说：“对所开课程，我尽力讲透。同时，也使自己获益良多。短短的3个学期，虽只有教育工作的初次尝试，但却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回忆。”叶企孙之所以“愉快”，以他的内敛性格，必定是有着很大的欣喜才会说此番话的。从科学家到教育家，虽说有相通处，但到底还是有不同。叶企孙天赋异禀，但在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上却有缺陷——他说话口吃，虽不太严重，但对于一个以口头语言为基础工具进行传道授业的教育者来说，毕竟是个不小的障碍。叶企孙知道自己的毛病，在没有上讲台前心里并没有底数，但由于他学问扎实，备课充分，竟然了无痕迹地越过了这个障碍，使听课的人并不在意他的口吃，反而因重点突出、逻辑性强，而大受学生称道。关于他这段教学实践获得成功的最有力证明，就是后来成为化学家的柳大纲和地球物理学家李善邦，因为深得叶企孙真传而学业大进，“他们二人因功课学得好，给叶企孙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一届本科毕业生赵忠尧、施汝为更是对叶企孙敬佩有加，以至于叶企孙被聘清华后，两人竟心甘情愿跟随而去。

    而叶企孙的另一种变化是看不见的，那就是心灵归属问题：是做科学家还是做教育家？从天赋来讲，叶企孙更像是做大科学家的料：他不善于交际，可以专事研究；不善表达，可以专事学问。做教育家的种种不足都会在科学领域里得到补偿，缺陷将会成为优长，劣势将会成为强势。再说，因为口吃的关系，执鞭教学从来不是他的梦想，他少年梦里做的全是科学家的内容。

    据说“科学家”（scientist）一词相对于雕塑家、画家、音乐家等都要来得迟。1833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一次有关科学的会议上，一个叫威廉·休厄尔的学者第一次使用了“科学家”这个称谓。他说他是模仿人们称谓“艺术家”的方式来命名像法拉第那样一些在实验室里观察自然奥秘的人。这些人以前曾被称为“自然哲学家”，但是现在，威廉·休厄尔认为，该是重新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