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了“康普顿效应”的广泛适用性。之后，吴有训又独立完成了一系列精密实验测量，使这项研究更加完整。

    1925年11月，美国物理学会第135届会议上，吴有训在大会上被安排在第一个发言，宣读他和导师康普顿的一系列实验结果的论文。他们的论文令全体与会者大开眼界，而盘旋在“康普顿效应”之上的疑云也随之烟消云散。1927年，康普顿因“康普顿效应”的成功而荣获该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有人还称这一效应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

    受叶企孙首战告捷为国争光的影响，除了科研方面有吴有训这样的后续捷报外，别的学科领域，中国留学生也不负众望，获得了骄人的业绩。

    陈岱孙就得了美国大学生的最高奖——金钥匙奖。

    当陈岱孙还是一个哈佛新生的时候，叶企孙早已蜚声于哈佛内外了。

    他是清华学校1918年毕业生，我是清华1920年毕业生。但我是1918年秋季才作为一个插班生，考入清华的，而他已于是年夏季毕业赴美留学；所以在清华学习期间，我对他并无识荆的机会。我们的相识开始于1922年，这是他在美国哈佛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最后一年，而是我刚入哈大攻读经济学研究生的第一学年。

    虽然专业不同，但当时在哈大的中国学生人数甚少，我们住处又相近，所以时有过从。（陈岱孙《中国科技发展的开拓者，真诚的爱国者（代序）》，见《一代师表叶企孙》，钱伟长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叶企孙是那种慢热和持久型的朋友类型。“我们在星期日也常常聚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比方说对国内的情况，他一直很关心。由于出国多年，对国内的情况除了从美国报纸和家信中了解少许外，其他的只有通过来美的留学生、来美人员中了解到。接触时间久了，他那善良的天性才渐渐显现出来。”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乍一接触，觉得热情似火，时间一长，友谊反而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流失；另一种人，则像陈年老酒，时间越长久，酒就越醇香，更能感到他的可敬可亲可爱。叶企孙就是后一种人。

    叶企孙对待学问很有中国古代士子的风骨，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不虚美、不隐恶，既有持之以恒之毅力，又有壮士断腕之果敢，和他相处，点滴交融耳濡目染，使陈岱孙获益颇大。陈岱孙以叶企孙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为荣，叶企孙也热情鼓励这个学业上刻苦努力的小兄弟。陈岱孙确也有绝不服输的性格，“那时，我是个小伙子，班上有五十多岁出过著作的学者，他们不把我们当回事，我要和他们比试比试”。整整4年，陈岱孙从不外出游玩，在图书馆中专用的小房间发奋读书。“竞争十分激烈，我是连滚带爬地读完了书。”终于到毕业之际，陈岱孙因学习成绩杰出，荣获了美国大学生的最高奖——金钥匙奖。1927年，当陈岱孙从国外返回清华任教时，叶企孙已经在清华多时了。

    由于时局关系，我自沪北上交通受阻，到校时晚。住处未定，他让我搬进他所租赁的校内教职员住宅区宿舍，和他同住。是后，除我们分别休假离校的两年外，我们在这宿舍中一直同住了五年。又是后，除了他于1941年-1943年期间在重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和我于1952年-1953年期间在北京中央经济学院任职外，我们一直是清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的同事。时间久了我们间有着深厚的友谊。我对于他的方正品德、学术造诣、学者风度，深为钦仰。（陈岱孙《中国科技发展的开拓者，真诚的爱国者（代序）》，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页）

    患难之中见真情。这对“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友谊”的老朋友，在晚年的时候还在谱写着可歌可泣的友谊之歌。叶企孙蒙冤入狱，出狱后病体羸弱，当时“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