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鉴也。（《吴宓日记》1917-1924卷，1919年12月14日）

    这是陈寅恪从12岁起即游学日、德、法、英多国后的识见，此时的陈寅恪，已经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因此他能以相当客观和清醒的学术态度分析中国文化的优弊。他永远是中国心，眼界却是“三只眼”。因此对世界景观看得那样清晰和真切。他这段话也有关键词，那就是“以科学为根本”——“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他和叶企孙过去虽天涯各别，识见却殊途同归。而吴宓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留美同人，大都志趣卑近，但求功名与温饱；而其治学，亦漫无宗旨，杂取浮摭”。正是因为有着相同的根基和价值观，有着相近的对于那个时代的真知灼见，有着相似的沉甸甸的人生重量，所以他们才成为挚友，以后虽经半世磨难，却至死不渝。

    所不同的是，陈、吴选择的是“精神之学问”，而叶企孙却是“以科学为根本”，在当时的中国，这正是促成中华腾飞的双翼。

    正如陈寅恪所言，在留学生中，“其希慕富贵”者大有人在。翻看史料，始知留洋热非自今日始。中国留学史上，第一个留洋生乃是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以后又有120名公费幼童生赴美留学。从1901年到1908年，去日本留学的就有37850人，按“庚子赔款”派送到美国留学者有869人。另有途径去德、英、法诸欧洲国家留学的也大有人在。因此，这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留洋热。

    然而，几万人的留学大军中，如陈寅恪所言，不计个人富贵，在学问上精进，在“科学为根本”上努力者，确实少而又少。

    正因如此，叶企孙的好友任鸿隽先生才在《科学》创刊号上这样呼吁：“然使无精密深远之学，为国人所服习，将社会失其中坚，人心无所附丽，亦岂可久之道。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

    叶企孙选择科学救国的道路，显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着长长的思想准备的。我们从他的一则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科学于理想及实用的关系早就了然于心：

    ……洋货广销之结果，则各国皆争利于中国，中国者，中国人之地也，中国人之地，而与他人为争利之无演场，而己犹鼾睡，毫无自振之精神，亦可哀也。唯厥原因皆由实业之不振，实业之不振，则由于科学不发达。

    又曰科学虽种类繁殊，要而言之，约分二类，一为理想的，一为实用的。理想科学及实用科学之分古矣，唯至今日，学者日广见闻，日辟新奇。昔之所谓理想者，今已成实事，学者乃知理想实用，本无定限，不过因时为变迁耳。二者实二而一，理想为实用之母，实用为理想之成，此理想科学所以与实用科学平行而相成也……

    叶企孙之所以在诸科学中独选物理学，也是作好了调查研究的结果。

    20世纪之初，现代物理学的太阳最先从欧洲升起。最早显现绚丽光芒的是德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普朗克（maxplanck，1858-1947），他在1900年12月14日召开的德国物理学会议上报告了他的革命性发现——基本作用量子h，因此，这一天被物理史上一致公认是自然科学新纪元的开始。h是自然界最重要的普适常数之一。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发现，它被神圣地命名为“普朗克常数”。紧接着，又一道夺目的光芒出现了。1905年，爱因斯坦第一个把量子扩大应用到一般辐射上，建立了新的光量子论，他成功地揭示了光的波粒二象性，就像上帝之手拂去了遮蔽太阳的云层一样，物理学界的春天随之诞生。第三道光是丹麦人尼尔斯·玻尔（1885-1962），他于1913年把量子论普遍化到任何原子的结构和原子的光波，牵引着人类的思索游走在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