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朱棣正在准备进行第三次北征，郑和正在准备第六次下西洋，北京的宫殿刚刚落成，安南的战事正在打得火热，还有，前面我们提到的皇太子亲眼所见的山东大灾荒也发生在这一年。层层的重负压下来，都落在百姓的肩头，他们实在不堪了，只有起来反抗。山东蒲台县民在女首领唐赛儿的号召下，占领了益都，其后往来于诸城、安丘、莒州、即墨、寿光诸州县。官军青州左卫指挥高凤剿捕败绩，朝廷又派安远侯柳升充总兵官、都指挥刘忠为副总兵，带兵征讨。双方在益都发生激战，都指挥刘忠战死，而唐赛儿竟得逃脱。这时，另一叛民首领宾鸿正集众万人攻安丘，官军山东都指挥佥事卫青昼夜兼程从海上驰援，宾鸿不敌而败。还有一支叛民队伍在诸城为鳌山卫指挥佥事王真所败。叛乱终于被镇压了，仅被解往北京的“妖党”就达三千余人。而唐赛儿仍然不见踪影。据说，唐赛儿也曾被官府捕获，“将伏法，怡然无惧色，裸而缚之，临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两足。俄皆自脱遁去。”结果弄得“自三司以下及将校诸官皆以失寇死”。唐赛儿久捕不获，朱棣怀疑赛儿可能削发为尼或混入女道士之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一悉逮至京诘之”，后来，搜捕范围扩大，朱棣竟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师”，“先后几万人”。

    朱棣的搜捕毫无结果，不得不在永乐十九年正月乘北京宫殿告成之际大赦天下，宣告“各处监收及取未到尼姑道姑，悉宥罪还俗”。谷应泰在评论朱棣的大搜捕时，将之比为“石闵之戮羯部，多髯高鼻者并诛，袁绍斩宦官，面不生须者亦杀。”玉石俱焚，良莠并除，如此民生，岂得宁乎。唐赛儿之乱是对永乐盛世的断然否定，是对朱棣标榜“以爱民为本”的统治的恰当评价。

    永乐年间，不仅民生方面，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方面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官僚队伍中“贪风永乐之末已作”，“请托贿赂，公行无忌”。官员任用“渐循资格”，办事“循习”成弊，经济上钞法败坏，“物价腾踊”，军队中“自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造成“军职日滥”，“而其间多贪暴怠惰，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修，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废驰”。由于“调度频繁，营造日久”，致使屯政荒废，“虚有屯种之名而田多荒芜”，“兵力之疲而农之业废”总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后世，而举国上下已经漏洞百出。对于永乐时期的统治，我还要再借用中的一段话，该书中邹吉甫说：“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