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湖广布政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切中永乐行政之弊：“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其结果只能是“丁男疲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永乐末年，民生情况已经十分不妙。暴发于山东的唐赛儿之乱，便是百姓对朱棣怨怼的真实反映。

    其三，说到养士择贤，听言纳谏。

    朱棣即位后，标榜偃武修文，他遵重儒学，重视科举，注意人才的培养。在朱棣身边总是聚集着一批文士，明代的内阁制度也因而开始形成。

    文献中记载着许多朱棣爱惜、养育人才的故事。永乐二年，状元曾■等人受命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由进士文学优等者及善书者为之，是仕途中的重要阶梯。后，朱棣又命侍读学士解缙选才资英敏者就读文渊阁，曾■等二十八人入选。庶吉士周忱落选，他上言自谏少年愿学，朱棣十分高兴，增周忱共为二十九名。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张，光禄寺给朝暮馔，礼部月给膏烛钞每人三锭，工部择近第宅居之。朱棣常常至学馆面试之。就学者五日一休沐，必使内臣随行，并派给校尉驺从，可谓优礼之至了。后来其中的不少人树有政绩留名后世。永乐年间还开了举人入监读书之例。由于进士所取有限，不少举人落第。朱棣命翰林院录其优者，俾入学以俟后科并给予教谕之俸。也是养成人才之一途。

    但并不是所有人才都能在永乐年间有所施展。即如后来声名赫赫的学士杨荣、金幼孜、黄淮等也仅以五品秩入直文渊阁。说是参与密勿，其实也很难影响决策。

    朱棣喜书画，善书的沈度兄弟、善画的王绂等都被他罗致在身边。这些看似优游尊贵的文人学士并不是都十分得意，一些人常有鸟入樊笼之感。如王绂诗有：

    纵有好奇者，相看为玩弄。

    孰知野鸟苦，只悦公子容。

    这样的句子，确道出了朱棣身边的一些文人学士的心境。他们不过是供装饰用的花瓶笼鸟而已。

    朱棣标榜谦己纳谏．但其刚愎自用，很少听取别人的意见。军国大事多由一人独断。即如发五十万大军出塞亲征蒙古这样的大事，也难得令臣下赞一辞。永乐八年北征，车驾次凌霄峰，朱棣问侍臣胡广等曰；“诸将此来，不闻进一言，何也？”胡广以奉承之语回答道：“成算在上，星火之辉何能上裨日月？”这固然可以看出诸将态度不积极，但也可以看出朱棣与群臣的关系。史学家谈迁在评论这次北征时说：“诸元侯锐士，徒知凛畏，谋议畜肭。”宁远侯何福从征，仅以“数违节度”，畏罪自杀，“功冠交南”的英国公张辅，亟调从征，既不令抗锋，也不令逐北，仅以之俾督运。“天子自将，不欲诸臣分其功也”。既如此，诸臣何敢谏言？

    经过两次北征，仍未达到朱棣预想的目的。永乐十九年，朱棣再次提出北征的问题，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兵部尚书方宾力言军兴费乏。户部尚书夏原吉说：“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费迭作，内外俱疲。”朱棣大怒，方宾惧而自杀，夏原吉下狱，并籍其家。朱棣一意孤行，又连续发动了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北征。结果，无功而还。第五次北征，朱棣回到榆木川，大病不起，方叹“夏原吉爱我”，岂不晚矣！

    最后，朱棣声称为治一本道德，明刑以弼教，他不断申明礼制，旌表节妇孝子，又命儒生辑《孝顺事实》、《为善阴骘》以颁赐天下。朱棣本人则装得极为仁慈，甚至虚伪到把自己打扮成连小虫子都不愿伤害。永乐五年五月己巳这一天，朱棣来到灵谷寺，驻骅中庭：“有青虫着上衣，以手拂置地，余命中官取置树间，曰：‘此虽微物，皆有生理，毋轻伤之。’”而朱棣之所为，却多有可议之处。其最为人所不齿者，殆为对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