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好朱棣，但君权神授是封建社会的固有观念，是君主政权的合理性的重要说辞，从根本上说，朱棣是乐于听到这类赞颂的。朱棣说灾异也是“朕所致”，实际上也是从反面承认了祥瑞也是“朕所致”，从而肯定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观念。只要这个思维模式不改变，关于祥瑞的祝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朱棣也并不相信金丹、长寿等迷信。永乐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瓯宁人进献金丹及方书。朱棣说：“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书亦与毁之，毋令别欺人也。”他甚至并不企求长寿。一次，他与大臣论及此事，说寿夭在天，人贵勉其在己者。人寿百岁，世多有之，然皆身没则无闻。颜子三十，令名无穷，人苟有德可传，何必百岁之寿！朱棣更重视的是修人事，他急于建立功业，垂名后世。然而，我们说朱棣急于垂名后世，不如说他更急于建立他当世的威名。朱棣以篡逆登位，为一切谨守封建礼法气节者所不齿，事实上他也被政治反对派指为乱臣贼子。怎样从乱臣贼子变为盛世名王，这是朱棣极费脑筋的事。他常常能够自省，与这一背景有很大关系。

    如前所述，朱棣并非绝对不相信天命，不相信灾异祥瑞，不过是他较能够警戒自省而已。永乐年间最大的天变莫过于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北京奉天殿等三殿之大火了。这一场大火，使修建多年始克成功的大殿毁于一旦，举国震惊。朱棣连忙下诏罪己，征求直言，随后，又下了一道诏书，“凡有不便于民及诸不急之务，悉皆停止，用苏困弊，仰答天心”。可以说朱棣对政务做了一次全面的反省。而朱棣唯一不愿提的事是迁都问题。三殿大火，群臣奉诏言事，言官多以迁都为非，以为上天示警者，盖因擅改祖制迁都北京所致。朱棣震怒，命言官与大臣俱跪于午门外对辩。辩至将午，大臣们窥知朱棣并不以迁都为非便有恃无恐，直指言官“不知大计”而妄言。所幸户部尚书夏原吉从中斡旋，言官才未获罪。关于迁都的辨论也就不了了之。可以看出，对于天变，朱棣并不盲目地忧惧或喜悦，颇能按己意而取舍。他以天命为自己的后盾威吓臣民却绝不让天命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是一位十分聪敏明辨的君主。

    至于“保民如赤子”，朱棣又做得怎样呢？

    朱棣声称爱民、恤民，在这方面言论甚多。朱棣所设想的是一幅理想的图画。和谐、安宁、殷富、礼让。的确，在永乐二十二年间，朱棣也做了大量安养生民的事。朱棣本人于政事极为勤奋。他每天“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事处理完毕，还要处理宫中之事，“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他说：“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听之不厌也。”他曾令人将中外官员的姓名书写在武英殿南廊，闲暇观之，以熟悉政情。如此勤政在明代帝王中是少见的。

    同时，朱棣本人也是比较节俭的。他曾说：“内库所贮，皆天财，待赏有功，虽朕不敢妄费。”永乐十二年，一次百官奏事毕，朱棣退朝坐在右顺门，“所服里衣袖敝垢，纳而复出”。有侍臣称赞他的贤德，他说：“朕虽日十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汗濯更进。”明人称颂朱棣“爱惜下民，屡蠲租赋，犹嗜俭朴，不喜纷华”不为无据。

    由于朱棣君臣的经营，永乐初年受战争破坏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力量日渐增强。然而，众所周知，朱棣好大喜功，永乐一朝不断有所兴作：征安南、下西洋、讨蒙古、迁都北京，未一刻暂息。这与“毋殚其财，毋疲其力”的宣言真是大异其趣。朱棣曾说过：“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民失其养，虽休之不德。”以朱棣之所为，百姓征战劳作不止，焉能不失其养，又焉能不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