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备尝艰苦。阅人既多，历事亦熟。比之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及僻处山林之士自矜已长者，甚相远矣。

    朕幼而孤贫，长值兵乱，年二十四委身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继而收揽英俊。习练兵之方，谋与群雄并驱，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剿除强敌，统一海宇，人之情伪亦颇知之，故以所见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革元胡俗，去姑息之政，治旧习■染之徒，且群雄之强盛诡诈，至难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经世乱，欲度兵荒，备习奸猾，至难齐也，朕已齐之。盖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著律令，损益更改不计遍数，经今十年始得成就，颁而行之，民渐知禁。至于开导后人，为《祖训录》一编，立为定法，大书揭于西■，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乃七謄稿，至今方定，岂非难哉！

    盖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众长，即与果断则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礼部刊印成书，以传永久。凡我子孙，欲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呜呼，其警戒之哉。

    朱元璋把《祖训录》颁给诸王，并且将其抄录于谨身殿的东■、乾清宫东壁，还让亲王抄写在王宫正殿和内宫的东壁，随时阅读。随后他又对诸臣说：

    朕著《祖训录》，所以垂训子孙，朕更历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为此书，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绎六年，始克成编，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是违祖训矣。

    朱元璋所想到的是皇图永固，他认为他的子孙只要维持他定下的成法不变即可使朱明天下传之久远。随侍之臣为朱元璋的这种认识找出了理论根据。他们回答说：“自古创业之主，虑事周详，立法垂训，必有典则，若后世子孙，不知而轻改，鲜有不败。故经云：不愆不忘，率有(由)旧章。朱元璋对这种逢迎当然很高兴。他接着说：

    日月之能久照，万世不改其明，尧舜之道不息，万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时损益者，其小过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轻改，故荒坠厥绪，几於亡夏，颠覆典刑，几於亡商。后世子孙当思敬守祖法。

    朱元璋相信亲王比将帅可靠，朱姓比异姓可靠。他肯定地认为分封亲王恪守祖训会使朱明朝廷长治久安。然而“封建”的得失，自秦以来一千余年，一直争论不休。明朝实行分封制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在当时仍然是个难解之谜。

    历史上从来不缺少聪明洞达之士。这些人会根据历史的经验对复杂的现实做出精辟正确的论断。但他们的意见却往往不被重视，甚至因为发表这些意见而遭到惨祸，哪怕这意见是应统治者的要求而发表的。只有当他们的论断被历史无情地证实之后，人们才发现它真正的价值。这时便会有一大批人出来称赞他如何如何高明，不听其言教训如何如何沉痛。照理说，这样一来，类似的错误以后不会再犯了。然而事实上后人还是常常要重复前人的错误，当然失败也常常是同样惨。难道人们不能接受历史的教训吗？不是。“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千古万国人同此心，人们的欲望大体一致，而历史规律也亘古如一，绝不更改。两者相遇，就看谁能屈服于谁了。洪武九年(1376)自年初以来，钦天监不断报告说星象异常：二月岁星逆行入太微；三月，荧惑犯井；四月荧惑犯鬼；五月太皇犯毕、井，又有客星大如弹丸，白色，止于天仓，几天之内越来越亮，最后进入紫微垣，一直闹了四十多天。这件“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事引起举国上下的不安。皇帝既是天子，又受有天命，五星紊度自然是上天垂戒了。皇帝一定有什么事做得不当。九月初九，皇帝下诏，请求臣下直言，以匡正过失。说是“静居日省，古今乾道变化，殃咎在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无措，惟冀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