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欧洲的现实，和大顺的现实，不是一个现实而已。

    千百万勤劳的劳动人民、积累了两千多年的手工业和农业技术，使得大顺在“经济学”的问题上，陷入了一个怪圈。

    因为没有产业被他国冲击的现实，所以，大顺不存在产生重商主义的土壤。

    又因为这个不存在产生重商主义的土壤，所以也就不存在以批判重商主义而诞生的自由贸易的土壤。

    比如说《管子》里讲了许多的经济战的套路。

    问题是，从汉开始，这个帝国，和谁打经济战？

    谁有资格，和这个帝国里世界最强的小农经济副业和手工业打经济战？

    是朝鲜纸，逼到了宣城造纸业雇工起义了？

    还是日本烧，逼到景德镇工匠活不下去了？

    意大利丝，影响到湖丝价格了？

    印度棉布，威胁到松苏布了？

    荷兰的陶器，威胁到宜兴紫砂了？

    对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搞保护主义，这是脑袋有病，而不是未雨绸缪。

    对根本不存在的重商主义，狂加批判，要自由贸易，这和疯子呓语没啥区别。

    重【商】主义的“商”，和重农轻【商】的“商”，压根不是一个商。

    你不能说：

    英国搞垄断权，搞东印度公司独家专营权，发现走私贩子直接击杀，私自过好望角的私人商船上的货公司一半王室一半，就是高大上的【重商主义】。

    大明也搞垄断权，永乐官方垄断下南洋的香料贸易，走私一经发现就抓、海盗逃到南洋也要抓，不准私人去搞香料贸易，就是土了吧唧的【重农轻商】。

    所以，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当大顺真正走到了大西洋，把卖货的商业霸权握在了自己手里，拥有了这个社会存在后。

    大顺的这些人，转向反思“之前管的太少了、现在应该多用点管控手段”，也就理所当然了。

    大顺不是英国，精英阶层的视角，要放在和法国争霸上、打压荷兰的运输业上、保护本国的纺织业上。

    大顺也不是法国，精英阶层的视角，要放在加勒比糖对本土葡萄酒的冲击上、要放在荷兰走私品对本国产业的破坏上、要放在东方商品对本国手工业的冲击上。

    大顺是大顺。

    所以，最终，还是要绕回到“地主和农民”的问题。

    商业也好、工业也罢。

    李欗也好、皇帝也罢。

    保守派也好、激进派也罢。

    最终的思索，最后还是以解决“地主和农民”的问题为核心。

    皇帝的“王谢燕、百姓家”，是如此，皇帝以为，有了肥料，兼并可抑。

    激进派的千万大移民计划，是如此，激进派认为，北美和澳洲的几十亿亩土地，完全可以解决国内的矛盾。

    实学派的工商业发展，是如此，他们在刘玉的“人均粮食拥有量”的概念下，把工商业，视作一种“对粮食的再分配手段”，最终让那些失地农民以工商业谋生。

    不是他们是傻哔。

    相反，因为他们不是傻哔——就他妈现在的贸易情况，大顺谁的脑袋长锈了，去考虑产业保护？啥玩意需要保护？

    唯一的白银外流途径，是东虏三宝，而人参实际上自己就能种，只是为了援法和搞扶桑移民经济循环，自己不种而已。

    法属加拿大，只是取代了朝鲜国在天下体系内的贸易地位，因为朝鲜国之前就是养鹿种人参卖皮的。

    最终到李欗这，李欗把问题，归结为“物流成本”、“基建欠缺”、“运输问题”。

    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