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言：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国富论，是对英国极端重商主义的物极必反。

    自然秩序论，是对法国科尔贝尔主义的全则必缺。

    同样的，大顺这边的周礼学复古、霸道复兴、盐铁论再议，也是对明晚期开始的经济完全放任的盈则必亏。

    这是大背景。

    而具体到小环境，那就是废漕改海，导致了传说中沧海桑田的变迁，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大顺的所谓精英阶层，怎么可能不把问题，往“物流成本”上想？

    物流成本，是不是大顺继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是。

    那么，物流成本，是不是大顺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继续萌芽成长唯一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

    那为什么实学派里，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在盯着这个问题？都试图去解决刘玉说的“穷的去不起、资本不肯去”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是在废漕改海后的经济学启蒙运动中，最容易被注意到的问题。

    没有学问，是一蹴而就的。

    亚当·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不也只是提出了“绝对优势”，直到谷物法问题后这个问题无法解释了，才有李嘉图补充发展出来了“相对优势”？

    大顺这边的经济学启蒙运动，也是一样的。

    残缺的。

    片面的。

    需要补完的。

    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继续发展、补完之前，大顺终究还是要继续塑造可以发现新问题的经济基础、塑造可以产生新的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

    自由贸易的思潮，产生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

    并且，是因为国家之间的贸易，存在关税保护、重商主义、国内政策性保护等。

    所以，可以这么说，自由贸易理论，在大顺，压根不可能自己出现。

    除非有一天，大顺搞出来贸易逆差了、搞出来关税保护了、搞出来产业扶植了。

    否则，这东西，在大顺压根不可能出现。

    反过来，也一样。

    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在1760年，指导了英国经济的运行吗？

    并没有。

    相反，他的学说，虽是显学，但官方根本不用。

    而同样的。

    大顺搞得是他妈的自由贸易吗？刘玉整天喊，但他自己也汗颜，其实压根不是。

    但是，自由贸易学说，却可以迅速在大顺传播，并且被官方所不排斥。

    为何？

    因为，基于国与国贸易搞出来的自由贸易学说，大顺官方压根不觉得有任何害处，自是任其传播。因为大顺是个纯粹的贸易顺差国。

    任何有影响力的学说，都是基于对现实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的。

    于是。

    对英国极端重商主义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由贸易学说。

    对法国的国家管控和工业替代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然秩序的重农学派。

    同样的。

    对大顺吊毛不管的经济放任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大顺的精英阶层，开始了对《管子》、《盐铁》、《周礼新义》的追捧。

    这群人对大顺的思考，是“不是管的太多了，而是管的太少了”。

    这，与支离破碎的、保护主义盛行的、各国竞争激烈、产业同质化严重的欧洲思考出的“不是管的太少了，而是管的太多了”的形式，是不同的。

    但起源，都是基于对现实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