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内所有的百姓；控制整个中国沿海地区的海面；摧毁天津、威海、旅顺的海军基地和造船厂……即可。

    如果这些不能全部做到，那么实际上这个“防复仇理论”就是不成立的。

    但就不说此时英国对中国做到防复仇，就算是法国，他也做不到。

    当战争的狂热开始散去。

    当三十万户买了以“茶税、棉布奢侈税”等为抵押的国债的百姓开始质疑他们是否能拿回本金的时候。

    当金融街和西印度的商会发现再打下去损失越来越大的时候。

    约翰·莫当特的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对防复仇理论的质疑”，就是对威廉·皮特的致命一击。

    约翰·莫当特会选择自杀，自杀的人会激起人们的同情。

    约翰·莫当特绝不反思英国的扩张，而是要坚定地支持英国的扩张，甚至他可以假装支持威廉·皮特的防复仇理论。

    在这种反向的节奏下，他不是质疑英国为了利益开战；而是在质疑，为什么威廉·皮特所领导的陆海军，无法做到摧毁中国的造船能力防止他们复仇？为什么威廉·皮特所领导的陆海军，不能歼灭大顺的海军舰队？

    这种思路，也是符合此时欧洲的启蒙主义政治思维的。

    此时欧洲的精英阶层，整体上都对党争深恶痛绝，启蒙主义不只是启蒙个人，也是对政治架构、未来国家的思考。

    其实，此时的英国，并不存在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不管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都不算是。

    与其说是一个党，不如说更类似于东林党那样的一种组织：认同某种相似的价值观，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实体。

    一直到1778年，辉格党的上层精英组织了“布鲁克斯俱乐部”，英国才算是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这个俱乐部的作用，实在议会之前，内部上层先达成统一，提前把利益分好，别到时候各说各话。

    故而在此时，欧洲的精英阶层，都是对党争深恶痛绝的。

    于是很多自诩为精英的上层，他们构想的政府，或者议会，应该是这样的：在决策定下来之前，我可以反对，用尽任何合法的办法反对；然而一旦做出了决策之后，我将放下我的宗派之争、党争属性，全力去把这件事做好。

    这倒不是欧洲的特色，而是东边很多人，也是这么憧憬和理想化朝堂的，也算是自古以来的梦想了。

    因此，站在约翰·莫当特，这个自诩为坚定的、真正的、传统的、辉格党的角度，他所捍卫的某种臆想出来的未来的朝堂斗争的规则，使得他只能以这种方式来报复。

    其逻辑是这样的：

    既然威廉·皮特，已经被任命为国务大臣，总揽陆海军。那么，即便我反对你的政策，但我依旧需要执行。

    国务大臣在陆海军政策上，是没有错的。只能是在他制定的政策上，他做不到，才是错。

    好比说，在台下的时候，怎么喷都可以。

    既然已经上台了，那么本身就有了法理，即便说你在上台时候的政策是要废除国王，那么既然你公开表示且被推上去了，那么废除国王这个事到底对不对已经不需要考虑的。

    但你到了台上后，却没有废除国王，那么这才是你的错。

    换到现在的情势，按照此时欧洲精英的“无党争、反宗派”理论。

    威廉·皮特的政策本身，已经不存在对与错了，你不能攻击这个得到了授权的国务大臣的政策不对，或者说因为反对他的政策而让他滚蛋——这种，最多也就是不信任案，下台了事。

    但是，如果逻辑是“他没有执行好他的政策，所以他才是犯了罪”。

    那么，这件事的性质，就不是不信任、内阁倒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