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其实皇帝和程廷祚、权哲身等人是很像的，都是在“尝试寻找一条路”。

    只不过，是谁的路，大有不同。

    有人，是找民族富强的路。

    有人，是找救亡图存的路。

    有人，是找圣教天下的路。

    有人，是找皇权永续的路。

    这些路，有的重合、有的分叉、有的相悖、有的并行。

    上一次皇帝南巡的时候，大顺仍旧是一潭死水，南巡的逻辑也是延续过去的一切，修淮河与修大运河之类的逻辑基本一致。

    这一次皇帝南巡，则可以视为大顺这一潭死水，终于出现了巨大的涟漪波动。

    皇帝不再乘龙舟走运河，也不再是主要在扬州淮安停留。

    而是会在六月这个炎热但西洋商船云集的季节，直抵松苏。

    上一次南巡，李淦的主要身份，是大顺天子。

    而这一次南巡，李淦的主要身份，是大顺帝国的皇帝。

    二者看似一样，实则在他没有叫停江苏改革、最终改革完成的那一刻，已经有了区别。

    天子只有一个。

    皇帝国王全世界一大堆。

    程廷祚以为皇帝这一次南巡，还是以天子的身份，这是他的视野所决定的。

    但模模糊糊中，他其实真正读懂了刘钰那封信的意思。

    嘲笑他们在淮南搞这些没意义，说真想尝试改良，就去河南、陕西之类的地方，去那里弄清楚农村到底什么样、农民佃户和士绅的关系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这一套空想的天下第一仁政靠改良是否玩得转。

    这是传统的天下意义。

    鼓动他们派人去檀香山，让那里成为藩属，传播圣教。

    这是旧天下观、和新天下观的混合意义。

    孟松麓说的没错，去檀香山，不是去做班定远事的，而是以周行封建而扩诸夏的心态去的。是一种主动进行的朝鲜、日本皆以儒学为正统的尝试。

    是在拓展旧的天下范围，因为之前的天下，其实只包括大顺、朝鲜、日本、琉球和越南。

    打着“圣战”旗号在南洋劫船的苏禄海盗、号称东方阿尔及尔的那群“朝贡国”，真的是儒生认为的天下范畴内吗？

    而最开始，说要提供贷款，帮助乡社转型的这些内容。

    则是新的天下观的内容。

    即世界贸易、新的市场和商业联系、国与国之间以垄断公司、战争、劫船、屠杀、占领、炮击、关税、贸易、工商等形式进行竞争的大争之世的新的天下。

    乡社转型后生产的棉布，可能出现在关东换取大豆和高粱；可能出现在朝鲜换取纸张和人参；可能出现在日本换取白银和黄金；可能出现在南洋换取香料和蔗糖；可能出现在非洲换取象牙和异兽；可能出现在南美作为贿赂给西班牙都督；可能出现在欧洲进入走私市场。

    旧天下，对乡社的影响，不大。

    反倒是旧天下之外的地方，一场海战、一场陆战、一场围攻、一场科技的进步、一个纺织工偶然一脚踢翻的纺车、一个年轻赌徒压上全部的战争豪赌、一个偶然发现的金矿、一场孟加拉的大荒，都会对转型后的乡社产生极大的、远胜旧天下动荡的影响。

    陕西、甚至更近一点的河南、安徽的大灾，对转型后的乡社，可能影响不大，甚至可能毫无影响。

    反倒是地球另一面的英国若是议会宣布取消《棉布禁止令》，可能会让转型后的乡社，吃肉频率明显增加。当然，这是假如村社转型为纺织合作社，而不是接受包买制的前提下。

    应该说，此时江苏从事纺织业的新兴阶层，可以读懂八万里之外笛福对《1721新棉布禁止令》那欢欣鼓舞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