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历史上，颜元去世后，李塨、程廷祚等，几乎全程都在帮着颜元擦屁股，补漏洞。

    因为其实不管李塨，还是程廷祚，都明白，颜元作为儒学学派的巨大的哲学困境和逻辑漏洞。

    李塨在忙着修补“实践出真知”这个明显不是儒学体系的说法。

    程廷祚则用了更巧妙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不再像颜元那么“嘴臭”，狂喷各家，而是在抽象是肯定“圣人之学”，具体上则说“圣人之学如日月，圣人的学问怎么能是后人追得上的呢？后人解读的圣人之学，就像是以一目所见而以为周天之径也”。

    为何程廷祚会选择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做法呢？

    因为颜元死前，留给弟子们的遗言非常有内涵。

    【天下事，尚可为！若等当积学，待用。】

    而最终，到程廷祚的时候，李塨的大弟子，天文学家刘湘奎，因为私藏禁书，在程廷祚家中被捕，让程廷祚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

    但是，一旦选择妥协，这种本来就异端味儿太浓的学问，也就最终走到了抛弃宋儒、却尊汉经的另一种皓首穷经之中。

    最终还是如梁启超所言“太刻苦、类墨者，传者卒稀。非久，遂终绝”。

    而在通俗世界的最后一点痕迹，也就是《儒林外史》中，吴敬梓为了纪念这两位朋友，写的卢信侯藏禁书、庄绍光慨叹“我道不行”，辞爵归乡的故事。

    只不过，此时此刻，九宫山之后的变化，让这个学派在这里活了下来，而且逐渐扩大的影响力。

    因为，原本历史上，大儒张伯行就说，颜元这一套，就是标准的事功学，是朱子认为最异端的学问。而且他断言，颜元这一套学问的逻辑，“首推陈同甫，其后必王安石，皆祸乱天下之道”。

    而大顺理论上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及合法性道统，恰恰用的就是陈同甫的道统说。

    大顺的核心力量良家子那群人，官方的正式学堂名称，取得就是王安石的三舍法之名。

    虽然，也确实，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毛奇龄和李塨的争论中，以考据学为证据，说《周礼》不是真经，是伪书，依旧给了要办正事、革制度的颜李学派会心一击。

    但最终，没有和原本历史上一样，李塨为了给学派正名，自己也投身考据学，希望在经典中找到支持学派的证据，学派最终也湮灭在了复兴的汉经学之中。

    此时根本不识字的赵立本，听到学堂里的童音读书声，并不知道这些孩子到底在读什么。

    实际上，里面在读的，是他们学派的“洗脑”书。

    是他们学派自己的《三字经》。

    正本的三字经，当然要学，毕竟编写的确实好，开蒙最佳。

    但他们自己学派的，或者说贯彻他们学派教育理念的《实学三字经》，也一样在教。

    或许，他们觉得，有些东西，得从娃娃教起。

    古先圣，学教人。有成法，当永尊。

    年八岁，入小学。习小艺，履小节。

    当出入，与即席。必后长，让莫逆。

    至九年，教算术。十年时，宿外室。

    学书计，习幼仪。肆简谅，是其宜。

    及洒扫，与应对。仪大略，谨进退。

    十三年，学乐作。颂诗歌，舞则勺。

    及十五，入大学。习大仪，履大节。

    学之旨，在明德。要亲民，善为则。

    勤时术，舞象嗣。学五射，及五御。

    二十冠，始裘帛。学五礼，孝悌饬。

    舞大夏，学乃博。畜其德，不外伦。

    三十壮，男事当。学益博，无定方。

    孙朋友，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