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得知张、姚的动向，就把自己的提纲和已经写完的三个部分，拿出来讨论。

    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批评陈伯达的初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

    于是，张春桥、姚文元拉了康生，决定另起炉灶。

    康生很刁，推说自己生病，不参加具体讨论。张春桥、姚文元以为这是夺取起草权的好机会，花了一个星期就突击出一份政治报告来。

    这时，康生开腔了，他给林彪打了电话：“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报告，这个稿子的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康生又得到江青的支持，使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的境地了。

    ※ ※ ※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个牛皮纸口袋，从中南海退回来了。陈伯达如五雷轰顶，毛泽东不拆信，意味着他的稿子不屑一看！“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 ※ ※

    终于，江青得知毛泽东对陈伯达写的初稿有过批示，而陈伯达竟不告诉她，更不告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江青、康生大怒，说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

    陈伯达与江青、康生大闹起来。陈伯达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

    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作检讨”。

    她同康生两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了一句话便被打断。

    江青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

    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

    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就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

    （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

    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江青联合康生，差一点要把陈伯达打倒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最令陈伯达吃惊的是，叶群居然会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不过，会议刚刚结束，叶群马上又悄悄地向“老夫子”打招呼：在那种场合，她只能那样喊！

    开了那次批评会之会后，陈伯达依然不服，他还是写他的那份政治报告，不愿跟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这么一来，就有了两份不同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这两份政治报告中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用陈伯达起草的，要么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

    借助于江青在背后的活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交由中央讨论。这当然意味着他们写的政治报告一旦获得通过，将会被大会所采用。

    陈伯达在讨论的时候，抓住机会，也对他们的稿子提出意见。这时候的张春桥，已经不把他这个“组长”放在眼里，与他公开吵了起来。

    陈伯达依然故我，还在写他的政治报告。他企望自己写的政治报告，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一旦毛泽东认可了，他的稿子就会被采用。他非要争这口气不可。这倒不是为了一篇稿子，他知道，一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被正式采用，那就意味着他这位“理论家”一钱不值！

    与此同时，在钓鱼台，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全力以赴，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

    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