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迟迟未能明朗化，于是原定在1968年国庆节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也就迟迟开不起来。毛泽东只得提议，先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为召开中共“九大”的预备会议。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布了一段“最高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的这段话，为召开中共“九大”定下了基调。

    会议再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把“四帅”“三副”说成是“一贯右倾”。会议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会议的公报宣告：“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这样，中共“九大”的准备工作也就紧打紧敲开展起来了。

    为中共“九大”准备的主要文件共两项：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

    谁来起草报告，意味着谁在党内有多大的势力。围绕着由谁来起草，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是不会去执笔起草这两个文件的。似乎顺理成章，应当由“第四号人物”、“理论家”陈伯达去起草。何况，陈伯达是“大手笔”，一系列党的重要文件曾出自他的笔下。

    张春桥、姚文元先下手为快，早已把修改党章之权抢到手。

    不过，在陈伯达看来，起草政治报告，非他莫属。

    可是，毛泽东却指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

    这时候的陈伯达，常住米粮库胡同家中，已经不大去钓鱼台了。他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已产生很深的裂痕。他与林彪的日益接近，使这一裂痕日益扩大。他已很难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陈伯达如此回忆道：

    “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批示：

    “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告过。

    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个稿子。

    实际上，起草人的名单虽是毛泽东定的，却叫林彪出面来抓起草工作———因为毛泽东已指定林彪来作政治报告。1969年2月下旬，林彪在毛家湾召见了三位“大秀才”———

    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林彪说了自己的一些意见。这时，张春桥、姚文元对陈伯达说：

    “你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陈伯达在米粮库胡同埋头于写政治报告，与钓鱼台分庭抗礼。

    他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全文分十个部分。他送给毛泽东审看的是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纲。当时，他还未写出全文。

    陈伯达向中央请假一个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报告。

    陈伯达深信，凭他的这支笔，完全可以独自写出政治报告。他不理张春桥和姚文元。

    张春桥和姚文元着急了。他们借口陈伯达写得太慢，会影响“九大”的召开，准备另搞一摊，另外起草一份政治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