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在纽约

    由于从小接受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母亲并不喜欢向人家抱怨自己的病痛，也不愿意让孩子们知道自己不舒服，因此我和卢卡对母亲的病都一无所知，不过罗伯特一直陪在母亲身边，他对此非常了解。他们曾经在瑞士请很多专家检查过，但是每一次的结果都不相同。1992年10月，母亲受邀将前往洛杉矶参加一个纪录片的拍摄。母亲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接受一次彻底的检查。当我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看到母亲的时候，她显得非常疲惫，神情也相当紧张。多少年来，母亲一直只乘坐经济舱，有一段时间，她和罗伯特会互相为对方购买商务舱机票作为礼物互赠，一起去旅游度假或者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这次是她第一次乘坐头等舱，那还是因为身体的不适和罗伯特的强烈要求。母亲认为，在一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忍饥挨饿的年代乘坐头等舱简直就是一种犯罪。同样，母亲认为汽车也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只要安全、快捷就行了。因此我们家并不像很多明星家一样拥有诸如法拉利一类的豪华跑车，车库里只有沃尔沃和奥迪，母亲信赖它们。母亲几乎不自己开车，这一点让我很奇怪，虽然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罗马，并不是每个女人都会开车，但是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她这个问题。在我记忆中，母亲刚刚拿到驾驶执照，我父亲就送给她一辆雷鸟跑车。但有一天母亲拍完戏后自己开车从摄影棚回家，一个女人开车从后面撞上了她，虽然很显然那个女人应该负全部责任，但是她却相当的蛮不讲理，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母亲头上。母亲回家之后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相当愤怒。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平息。那个女人在得知母亲的身份之后决定起诉母亲，她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通过与名人打官司让自己也变成名人。这件事以后，母亲决定卖掉那辆跑车。对车祸的恐惧、人性的卑劣导致的失望和愤怒，让母亲从此不再自己开车。后来再谈到这件事时，母亲说:一个好司机的性格中需要有一些具有侵略性的特质，但是她不具备，并且也从来没打算具备，所以她不能成为一个好司机，也就放弃了开车的想法。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母亲也许有些偏激，但是在那个年代的罗马或者巴黎，开车确实是这样的，一次出行就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1992年，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工作量增加了不少，日程表也安排得越来越紧凑。由于所有的机票都由基金会提供，而且去往的目的地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没有直达航班，所以母亲和罗伯特不得不在航程中多次转机。虽然罗伯特乐观地认为这种将长途飞行分割成若干个短途飞行的方式能够缓解疲劳，并且减少时差的困扰，但是这种方式却将整个飞行路程拉长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的消耗都很大。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刚从发展中国家回来，马上又要到一些发达国家做宣传报道。在那里母亲会接受一些采访，向人们讲述她在那些战乱或者饥荒横行的地区看到的悲惨景象，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些募捐活动。他们两个人一年的生活几乎都由这两种活动组成，中间会有几个星期的间隔时间让他们习惯时差的变化，然后重新上路开始下一段旅程。这样的疲劳工作对母亲的身体危害很大，然而她仍然乐此不疲。每次回来她都会向我们讲述她所见到的那些孩子的不幸遭遇。在她的眼中，我们看到的是失望和悲悯，她对那些国家的政府对待儿童的行为感到不解。有人曾经问她，很多不幸事实上都是由当地的政府与反对派武装之间的常年征战造成的，而这些政治层面上的问题依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不可能解决的，既然如此为何还要不遗余力地为此奔走呢？母亲面对类似的问题总是只有一个答案:“这好比你坐在自家的客厅里，突然听见街上传来一声恐怖的尖叫，随后是汽车猛烈的撞击声，你的心脏仿佛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你从椅子上跳起来，跑到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