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孩子被车撞了，倒在血泊中。这时候你不会停下来去考虑到底是谁错了，是司机的车开得太快，还是孩子突然冲上马路追逐他的皮球。这时候你应该做的就是抱起孩子，赶紧送他去医院。”母亲从索马里回来之后，我们每个星期都会通电话，每次都要聊很长时间。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平生第一次从她的声音中感受到沉重。她对我说，她刚从地狱回来。我想要她说得更详细些，但是母亲不愿意在电话里说太多，她说到了洛杉矶之后会告诉我更多的事情。在洛杉矶，母亲告诉了我她心中的忧郁。她在上百万索马里儿童的脸上看不到任何对未来的憧憬和幻想，只能看到他们对食物的渴望。索马里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的基础建设。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不幸的儿童，比如越南，但是至少他们还有能力去梦想明天，因为在那里有医院、有学校、也有公路，只要加以修缮就可以发挥作用，但是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没有医院，没有学校，也没有公路，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母亲总是说，和平也应该成为我们好好学习的一门学科。“我们经常研究战争，甚至在大学里还有专门教授战争知识的学科，如果也有一个地方可以教我们如何去创造、保持和平，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一所教授和平的大学。”每年圣诞节，当我们一家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母亲都会讲述她的那些故事，关于她的旅行，关于那些孩子，关于那些访谈，还有关于当她在美国国会作演讲时的紧张。“那些议员都是很好的人。”母亲说，“想要解决埃塞俄比亚的问题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到很多政治因素，并不仅仅是咖啡或者椰子那么简单，不过让我感到满意的是，在我前往国会演讲之后，美国政府增加了对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援助。”母亲从不会将这些事情的功劳自包自揽，通常都是罗伯特在母亲说完之后忍不住又补充，丰富整个的画面。“她只往国会议员面前一站，说了自己的看法。然后美国政府就追加了6000万美元的援助。”每次听他们说起这些事情，我们都感觉很骄傲。然而当餐后的谈话结束，大家开始总结过去的一年时，我们会发现母亲又将整整一年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份额外的工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她的疲劳和憔悴，总会试探着问她：“你什么时候会和罗伯特去度假？”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无法说服她停下来，我们只是希望她能够在紧张的工作间隙，抽空享受一下生活的乐趣。然而即便是这么微小的愿望都没有得到满足。洛杉矶的医生对母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但是他们也无法得出确切的结果，医生建议，这个时候需要使用腹腔镜检查。1992年11月1日，母亲在西奈山医院接受了腹腔镜检查，两个小时之后，医生来到候诊室告诉我们，他们在母亲的腹腔内发现了癌细胞，并且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据他们推测，癌细胞最先可能是在阑尾附近生成的。没有人能够断定这一点，因为腹腔镜无法直接看到阑尾的位置，它躲在腹腔的角落里，我们对这个人体内已经退化的无用的器官所知甚少，但是它却杀死了我的母亲。在阑尾这个小小的器官里，是积攒了我们的肉体无法消化的食物，还是堆积了我们的灵魂无法弥补的创伤？医生估计大约五年前母亲就已经患上了癌症，不过癌细胞在母亲的体内繁殖得很慢，在发现的时候肿瘤并不大，然而坏消息是癌细胞在母亲体内已经开始扩散。导致母亲经常感到腹部疼痛的原因是癌肿瘤压迫了她的回肠，使得这个起到吸收营养物质作用的器官受到太大的压力而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够让食物通过从而导致痉挛。医生切除了母亲的一部分回肠，希望这能够减轻她的痛苦。这些太过专业的医学术语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手术后我们一起去特别病房探望她。我们并没有告诉她病情的真相，但是敏感的母亲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她知道这一次她病得很严重，甚至比在索马里被一种不知名的小虫咬伤那次更危险。那一次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