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尚未用以发扬去支待代议政治，陈独秀先利用为打破偶像的工具，攻击的对象为传统习惯和儒家教条。陈使用“民主”这名词几乎与“个人主义”，“自我主义”可以互相交换。读者应注意，迄至当时（甚至今日）个人主义在中国社会里带一种被否定的含义，个人主义即系缺乏公众精神。

    在这杂志里有好几个作家尽力抨击时人认为“国粹”之传统道德。当中讽刺最力者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周树人早岁在日本学医，此时在教育部任佥事（科员）。当陈独秀以论文辩说时，鲁迅以短篇小说及短篇评论发挥他笔下专长。他的一段短篇小说，题为“弟兄”，数年之前发表于其他刊物，最能表现他观察之尖锐及他对传统道德所持之刻薄态度。据评论家研究，事实上此文有若干自传成分。其中提及一个公务人员平日以笃于手足情谊见重于人，有朝发现他弟弟病重。在夜晚等候着医生上门诊治的时候，他心头感到如轴辘似的上下不定。他以为症象是猩红热，也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无力资送三个孩子再搭着两个侄儿上学。医生诊断发现井非猩红热，不过是疹症，他也松了一口气。不过，夜间的紧张仍不能使他梦寐之间忘却。那晚上他梦见弟弟死去，他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不及于侄儿。一个侄子吵着要去的时候他伸手给一个耳光。他看着侄儿满面流血而从梦中惊醒，仍不免汗流浃背，喘息未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维他骨肉情深。

    李大钊也是《新青年》编辑委员，与陈独秀工作时接近。在北大他是图书馆长。李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从日本作家的笔下得与马克思思想接近。在《新青年》里，他发表了苦于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文章。他的立场表现出当日中国知识分子所遇难关：虽有无数理论上的选择，却缺乏一个实际上的方针以解决面前的问题。李大钊于是集合中外思想予以裁剪选择，构成他自己的一种系统。不过其结果并非一种无光彩的妥协。不像陈独秀，他没有放弃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他也预料到中国的革命会扯上一种强烈的农民运动。他不规避暴力，而认为引用暴力去推翻一个以暴力起家而且用暴力作行政根据的政权并无不合理之处。他提到民主与自由，却又用道德的名义强迫执行使之兑现，有如卢梭。在这些方面，他留给毛泽东的影响至为深重。在北大图书馆，他也雇用毛泽东为临时工作人员。

    在这群思想家之间，代表美国的影响者为胡适。他毕业于康乃尔大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在北大为哲学教授。胡对五四运动主要的贡献为提倡白话文，以代替传统的文盲。他的性格和思想上的立场与以上的同事相反，他主张实用，而不主张以“主义”作标榜，因此他没有被当时青年热烈拥戴。后者多为革命之浪漫主义者，企望找到一种意识形态的公式得到立即解放。胡的实验主义（也是主义？），一部分来自其美国老师杜威（John Dewey），可以用“一点一滴”的观念概括，因之他不与同时人物的步调相符。在长远的眼光看来，胡适不能算是完全错误。中国的革命注定要采一种途径，甚至为革命家所无从预料。其问题之大超过当时已有之辞汇。如是看来，以前所用之“主义”，全部都被歪曲或伸缩。

    与以前几十年比较，中国在1919年已更向前进一步。鸦片战争结束，这国家未做任何调整。即在自强运动期间向外学习，其范围也不外科技，仍限于与军备有关部分。百日维新虽然失败，维新人士至少已提议将全部政府机构一井改组。现在，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行动愈为切实。他们主张将中国文化上的因素全盘托出重新审定，必要时不惜清算，达到了中国人所可能主张之极点。我们提及“西方之冲击”（estern impact）时，只有采取宏观的立场才可能看出，以上“全取或全弃”（all-or-nothing）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