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罢市如野火之燎原。北京政府只好认错，被押学生开释，受指控之官员撤职，内阁也引咎解职。中国出席凡尔赛和会代表团则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山东问题终在1921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解决。美国总统哈定与国务卿休士召开这次会议，日本代表团取消战时的秘密协定。1922年签定九国公约，中国才算收回了山东主权。

    今日学生示威已是家常便饭，电视荧幕上重见叠出，confrontation（对抗）也成了常用语，我们已难回味1919年现代通讯尚在婴儿时代期间五四事件之非常性格。读者可以想象中国是一只潜水艇夹肉面包。虽说皇帝这一职位已由1912年取消，科举考试也于1905年停止，社会之改造却仍未开始。迄1919年，新式工厂内之劳工估计只在100万至250万人之间。虽说两种估计间之差别大，总而言之，较诸中国庞大之人口，其数仍不过水桶中之一滴。这国家未曾多元化的经济可能提供的工作至为有限，尤其缺乏现代社会之不同部门。专业工作犹集中于通商口岸，通常由外人主持之市政府掌握。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并非社会上之“不适分子”，很少人能心安理得为自己与任何现存社会经济集团视为一体。因为缺乏出路，知识分子常有归返以前社会习惯之趋势。纵为新学制的大学生，不少仍持着日文士官僚型态。既为受有教育之精英，他们自认为昔日官僚集团之继承人，应当有资格获得同样的安全与特权。这样一来，五四事件超过了一场示威与抗议，它要各个人参与。如果这群年轻人觉得潜水艇夹肉面包内的莴苣叶和蛋黄酱缺乏构造的严密性，因之无从发挥应变能力，他们无可推接，也无旁人可以责备，只能自己应声而出解决问题。这信息开始传布时，这上面的一块面包开始变化，打破2000年来的惯例，因此成为以后50年长期革命之工具。

    这种行动成为可能，因有后面之激扰与酝酿。把这背景更向后推，我们更要提及几十年来教士的工作和开通商口岸以来中外的接触，以及自强运动之遣派留学生。又有伟大的翻译工作人员，如严复与林纾，他们使孟德斯鸿、亚当斯密、大小仲马、巴尔扎克、狄更斯和其他多人的作品和中国读者见面。只因为“五四事件”不过是学生运动，中国的作家和历史从业员认为另有“五四运动”，是为知识界准备工作，以激荡其行动。这运动由大学教授组织，在各学府构成，尤以北京大学为最。在历史上它可以看成以1917年为始点。经过五四事件之后，这运动传得更远大。只是行动上更增加动力的时候，五四运动之为一种知识界运动，只持续了约2年。大概到1921年夏天，它可说用尽了它的燃料。

    知识气氛

    在构成这知识气氛的工作中，贡献最多者为蔡元培。他自1917年以来是北京大学校长。以翰林编修的背景往德法两国留学，蔡元培在中国知识界有其独特地位。他也曾在民国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他在北大所聘的文学院长为陈独秀，陈也是前清获得举人地位以后才留学日本及法国。从事革命多年之后，陈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封面有标题：La Jeunesse）。虽任北大教职，陈继续着他的编辑工作。《新青年》行销达16000份，在当日可算杰出。蒋介石是这刊物的经常读者；毛泽东自称受这期刊影响，而且曾在《新青年》发表文稿一篇。

    在此杂志最为人称道的1919年一月号，陈独秀宣称他的指南针无上“赛先生”及“德先生”，亦即科学与民主。这篇论文在中国的反响远逾于执笔者想象。陈独秀所称科学，着重于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他的科学方法坚持有组织而经恒的“不相信”，与培根及笛卡儿的态度相近。中国的传统，认为道德标准持久不变，真理与威权同时由上流传至下，陈的论说因之有革命性格。即是民主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