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地的“赎金”也不超过每尺5仙，中下等的田地还要递减。完全违背了“从公给价”的条款。

    1902年，卜力又制订新界管业则例，则例载明：“凡公路、电喉……及关于上述各项公用事业必需之地方，均听候英国政府使用”，“政府随时有收赎必用地方之权”。有一位上至祖父下至孙儿，90多年以来一直生活在新界的居民撰文说，港府的“一纸规例，民产价值尽失，尤其官定贱价，否定民产的潜在利益，简直是立法强抢。”

    对于港英政府出而反尔，自食其言，侵犯新界乡民权益的行为，新界人民非常愤慨，反抗行动不断发生。为了加强对新界的控制，防止新界人民起而反抗，1903年8月，香港政府又发表公告，有关治理新界的内容如下：“关于治匪工作，现经调遣陆军分驻一带要冲，并充实警队守护力，军警通力合作，联队出任逡巡，并在大埔墟设总警署，敷设电话，与香港九龙各警署联络……。关于治民工作，新界全部地方划分八区四十七分区，乡村耆老，德望所归，则委为各区长老，而负约束子弟之责，遇有纠纷事件则予审判之权，同时由辅政司骆克统制监督。”

    1899年5月26日，英军攻占深圳之后，即停止继续北进，放弃了原来计划的进攻新安县城的目标。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卜力感到兵力不足，如继续进犯必须增加兵力。二是有人指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会给人以英国参与瓜分中国的印象，俄国驻华公使可能乘机攻击英国政府。三是害怕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在攻占深圳之前，卜力于4月28日曾写道：

    从深圳河到东江一带是中国最动乱的地方，它是“三合会”总部所在地，是盗贼之乡。统治这样一个地区需要加派军队，大量增加警察，殖民地要增加很大花费。我以为，现在以河为界最好，就算以殖民地的需要来说，也没有必要再拓展。

    面对中国居民的反抗，卜力进退维谷。一方面他不打算收回他的侵略观点，他认为，只要有效地控制深圳，整个河谷和北面山区都保得住，那么撤出深圳便属失策。另一方面，他也自知实力有限，中国群众的反抗行动给他增加许多麻烦。于是，他放弃了继续北进，暂时守住深圳，观察利害。

    伦敦方面也表示，同意3月份划定的界线是新界的边界。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再纠缠下去。

    这时卜力考虑的是何时撤出深圳英军才能从中国方面夺得更多利益。因此，英国占领深圳军队的撤退快慢，要取决于赔偿谈判的进展。占了你的地，要还给你，你得赔偿我侵占时的军事费用。这就是英国人从鸦片战争开始以来，一贯的逻辑。卜力要价高，谈判拖延很久。

    6月13日，卜力接到英国政府交还深圳给中国的通知，这时，卜力还没有捞到想得到的利益，所以，他借口说，广州的动荡会影响撤军。他在向英国殖民地部的报告中说，香港殖民政府对交还深圳很不满意。深圳河谷一带的亲英人士也不满意，“对英军友善的村庄”担心英军撤走后遭到报复。

    但是，顾虑到日俄可能开战的形势，英军需要集结于香港，长期呆在深圳会士气低落。英兵不退，1886年中英双方商定的十月底之前要迁往深圳的三个海关关卡无法搬迁，对港方海关不便，对走私有利。这时卜力处于矛盾状态，自知不能久占深圳，又想在谈判桌上取得更多利益，所以只能拖着，既不进，也不退。

    在港英国人对于把深圳交还给中国确实议论纷纷。一些英国人仍企图在深圳建立什么“合法政权”，有些人说，盖斯科恩少将的告示已宣布推翻了深圳中国政权，为什么要撤退？有失面子。有些香港英国人用讥讽的口气说，“番鬼佬同中国人一样，都是要钱，为9.3万元就把深圳卖掉了，他们干得好呀！”卜力作最后挣扎，他建议由当地土乡绅、长老在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