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笞藤的整个问题，他不久将在立法局会议上提出讨论，所以凡笞藤罪犯都暂缓执行。

    不久，立法局举行会议，轩尼诗对于香港是否应该公开施行笞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他就任香港总督之前，曾历任英帝国海外殖民地多处的总督。他在巴哈玛及拉布安总督任期内，曾完全废除了这两个地方的笞刑。但那里并没有因此而社会治安恶化。他希望香港在他的治理下也能实现这一点。

    在这次立法局会议席上，轩尼诗将他委托香港医官亚里士对于应否施用笞藤所作的报告书，作为参考文件，交给出席的立法局委员参阅。

    可惜的是，亚里士医生报告书的结论，并未如轩尼诗所期望的那样，赞同香港应该废除笞藤。正好相反，亚里士认为，笞藤在香港有遏止犯罪的作用。不过过去的刑法太重，不适宜于中国人的体格，最好能依据印度的成例加以改革，那就更加适合于香港了。

    立法局会议上，议员们同意了亚里士将刑具改轻一点的建议，但不同意废除苔藤。因为轩尼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笞藤虽然未能完全废除，但立时就有了改革：

    一、刑具方面，开始废除“九尾鞭”，改用藤鞭，后来又因为藤鞭给予犯人背部的创伤过重，又恢复使用“九尾鞭”，但将鞭尾上的结废除不用；二、不再公开笞藤，笞刑仅在监狱内执行，这一点最初曾遭到警方和法院的反对，认为失去了笞藤向大众的警戒作用，但轩尼诗坚决主张如此。三、根据总督的指示，笞藤时不再打犯人的脊背，改打臀部，行刑时并将犯人的颈部和大腿予以遮护。

    1878年底，经轩尼诗同意，香港设立保良局，单从字面上理解，保良局似乎是一个治安机关，用以保护安分守己的良民。其实，保良局是香港的一个慈善机关，它保护的主要是被逼为娼的良家妇女。

    保良局的建立与香港开埠初期的娼妓制度有关，当时，香港还是娼妓合法的时代，政府准许登记的妓女在指定地区公开营业，这就造成娼妓业的兴盛，市面既有领牌纳捐的“公妓”，也有暗中接客的“私娼”。为了扩大妓女的来源，经营妓院的龟公鸨母勾结不法之徒，到内地或日本诱逼拐卖良家妇女到香港，强迫当妓女。

    1872年9月24日，香港中国绅商多人联名要求香港总督坚尼地禁止迫良为娼。香港政府因此于1873年5月8日，颁布《保护中国妇女及取缔买良为娼条例》，违例者除判处监禁之外，还要受笞刑。条例颁布后，仍未能有效地制止迫良为娼的现象。与龟公鸨母勾结的歹徒，大都是黑社会人马，普通市民固然不敢招惹他们，而被拐卖的妇女多来自穷乡僻壤，更不知向哪里投诉，加上贪污盛行，执法的公差往往与拐匪狼狈为奸。有时，一些拐卖案虽被揭发，但官府只将拐匪处罚，对被拐的妇孺置之不理，任他们流落街头，沦为乞丐。

    根据这种情况，当时的华籍绅商名流便于1878年发起组织以“保赤安良”为宗旨的“保良会”，一方面帮助缉拿拐匪，另一方面，负责保护与收容被拐带流落的妇女幼童。广东东莞籍的香港商人卢赓扬等4人，1878年11月8日联名上书总督轩尼诗，揭露拐匪罪行。据《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记载，骗匪“诱良家妇女到港，初诡骗为佣，继则逼勒为妓，或转贩外洋，或分售各地，童男则卖作螟蛉，童女则鬻作娼婢。”因为东莞县拐案特多，在港华商愿集众捐资，遍悬赏格，购线缉拿。当年年底，由东华医院绅商协助筹组了保良局。保良局一方面开始“保赤安良”的工作，一方面等候香港政府批准注册。

    1879年5月，获香港政府批准注册，成为合法团体，名为“香港保良公局”，同时，港府命令署巡理府法兰西士草拟了保良局章程。章程第三条中规定：“此公局之设，特为保早期保良局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