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香港的平稳过渡，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中国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一事，早已写入中英联合声明；而对香港1991年选举的安排，双方磋商中也已有共识。此时英方突然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想“翻案”。

    在香港100多年的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一直采用由伦敦委派总督独揽大权的政治体制。总督下设行政和立法两个局，作为咨询机构。议员都是由港督委任。这是一种行政主导的体制。

    关于选举方式的具体安排问题，双方都重申了各自的立场，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英国的当权人士根据这种变化，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和发展前景。他们认为，过去与中国签署的香港问题协议，英方让步过多，吃了亏，想趁机“翻案”。我想，这才是英方在香港政制问题上引发一场大风波的根本原因。

    由于没有了“直通车”，在特区1997年7月1日成立之时有许多预备工作，特别是立法工作，必须提前做好，而特区第一届立法会又不可能在此之前成立，所以有必要成立一个特区的临时立法机构，来完成必需的立法工作。这个临时立法会于回归之日起，才正式开始执行特区立法机构的职能，为期一年，即到特区第一届立法会成立时为止。

    对于这封信，我没有直接回复，只表示中方同意由双方法律专家进一步交换意见。

    会晤开始时，柯利达向我转交了刚刚上任的英国外交大臣赫德给我的一封信。赫德此信正式、全面地提出了英方对香港基本法草案的具体意见，是一份详细的清单。我同第三位英方谈判对手的交往，就这样通过信件交换而开始了。

    我同梅杰只有过两次交往。一次是在1989年7月底，我们在巴黎召开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上相遇。梅杰举止比较谦和。我说他是一颗“上升的星”，前途无量；他赶紧说自己还是一名“新兵”。会晤中，他试图影响我们的基本法起草工作，如要求修改草案中有关驻军的条款。我说，基本法是中国自己的事，如英方有好的建议，中方可以考虑，但对中方施压以改变双方商定的条款，那是徒劳的。我强调说，驻军问题已写入联合声明，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应该重新提出来。在这次会晤中，梅杰同意双方恢复联络小组的工作。

    此时，中英双方围绕着香港政制改革问题，悄然摆开了对立的阵势。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纷争就要展开。

    1989年以后，英方改变了主意，要大大加快政制改革步伐。其中最主要的，也是争议最大的，就是要急速增加立法局直选议员的比例。

    鉴于时间紧迫，为了推动北京谈判早日取得一些进展，我便向赫德再次建议，双方按“先易后难”的原则，先解决比较简单的香港1994年区域组织的选举安排问题，而1995年立法局选举安排问题比较复杂，双方也还有时间，可以延后讨论。

    1989年后，英方提出要大大加快香港“民主化”进程，那时还不得不同中方事先磋商，以与基本法衔接。到了1992年，英方却置双方的协议和谅解于不顾，不同中方磋商，单方面提出“三违反”的政改方案，挑起公开争论，并在立法局通过，从而最终破坏了回归前后政制衔接的可能性。

    ，香港其他法律应服从基本法这项根本大法，而不应与之抵触。到了1996年4月初，即中方决定成立临时立法会后不久，他便来信提出了临时立法会问题，说有的中方官员要求凡想要参加特区候任班子的香港公务员，必须声明支持临时立法会，此举对香港公务员造成相互冲突的效忠问题，会动摇人心，等等。对此信，我未予回复。

    我与赫德的纽约会晤，就是在这种形势与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晤，是一场尖锐的交锋，时间也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