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整整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中英之间的这一次交锋，长达半年之久，一共进行了17轮谈判，过程相当曲折、复杂。中方抱着诚意，为维护双方的合作，做出了许多努力，提出了不少合理建议，也做了必要的让步和妥协。遗憾的是，英方一直不肯放弃其“三违反”的立场，更在最后阶段，在双方就大部分问题几近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突然节外生枝，单方面中断了谈判。随后，英方即把其政改方案交立法局通过，从此与中方“分道扬镳”，最终走上对抗的不归路。

    上世纪80年代，中英就香港问题签署联合声明后，中方就开始着手制定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设计一套能体现“一国两制”的全新政治体制。

    第二次见梅杰，是在那年秋天的纽约联合国大会上。他再次提出，英方打算加快香港政制改革的步伐，增加香港立法局议员直接选举的名额。我表示，政制改革必须与以后颁布的基本法相衔接。中方主张在香港推行民主，但必须循序渐进。

    随后，出现了赫德和我之间的紧急书面谈判。概括起来，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英方对中方15日的方案做出回应，提出 1991年18席、1997年24席的方案。中方又提出1991年18席、 1997年20席的方案。英方拒不接受，威胁说，如中方不修改基本法草案的名额，香港行政、立法两局议员将辞职，还建议派高级官员来北京面谈。中方回应说，中方的重大让步未获英方积极响应，因此英方没有必要再派人来京磋商，如英方不接受中方建议，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只能按原定方案做出决定。英方又提出几个关于选举委员会的安排以及选举方法等问题，要求中方澄清。中方澄清时，采纳了英方的一些意见。最后，英方应中方要求，正式书面确认接受1991年18席、1997年20席的方案，并保证保持“九七”前后的“连续性”。

    这时，英方企图利用香港过渡期，加紧推行所谓的“代议政制改革”，想在基本法颁布之前造成既成事实，以影响基本法对未来政制的安排。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澳门的土地。而在香港回归前，我并未能以官方身份正式访港。

    按理说，这种安排完全是中方自己的事了，英方无权干预。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英方能对各项特区筹备工作给予合作，提供一些方便。可是，在两年前成立筹委会预备工作机构的问题上，我们早已体会到了英方的不合作态度，在设立特区临时立法会的问题上，更是对英方不抱什么希望。

    对此，舆论界有过种种说法。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是强调彭定康的个人因素。虽然当时我们也有伦敦政府听命于港督的印象，但我想恐怕还是应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待这段历史。

    实际上，这是英方在向中方摊牌。

    英方如此大幅度改变在香港问题上与中方合作的政策，大概很难说全是个人因素所致，自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

    但是，此次他作为密使来访，是为了忠实地履行撒切尔首相的方针。

    柯利达抵京后，与周南副外长会谈了一整天，全面讨论了中英双边关系和香港问题。柯利达提出了增加两国贸易、恢复官方高层接触等改善双边关系的具体设想，也提出了英方准备大量增加1991年香港立法局直选议席数目的要求，由10席增至20席。

    中方在9月下旬公开发表了邓小平同志1982～1984年间关于香港问题的三篇重要谈话（1982年9月24日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谈话、1984年7月31日同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谈话和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主权归属这个原则问题解决了，中葡谈判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中方收回澳门的具体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