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也正在为另一项更迫切的问题忙得要命，那就是饥谨的威胁即将来临。他到任的那一年，就已收成不佳。米价七月间六十文一斗，到九月间涨到九十五文一斗。幸而平仓里还有存粮，他又筹划到二十万石，卖出了十八万石，才算稳住米价，在元佑五年（一○九○）正月，使米价跌到七十五文一石。在那年春季多雨，看来年成有望。农人借钱施肥勤耕，满希望夏季丰收。在五月六日，杭州一带大雨滂沦，多日不止，民家积水将及一尺。农人的盼望眼看悉成泡影，随便有点儿常识之人，都能看出来，一已存粮吃光，势将挨饿。苏东坡派人到苏州常州去视察，接到的报告是该两地全境淹水。水库崩裂，部分稻田被水淹没，农人在划船抢救残存物品。抢救的潮湿稻子还可烧干，稻草用以喂牛，必须设法以济时艰，而且刻不容缓。

    虽然不需大才方可预知，苏东坡却在事前早有准备。他一向相信常平仓制度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他早就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好来应付荒年。因为霍雨连绵不绝，他越为奋战不懈。在半年之内，自七月开始，他给皇太后和朝廷上表七次，陈述实情，吁请急速设法。前两次表章叫“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后面五个叫“相度准备赈济状”，七个表章合成一个情急的呼吁。他呼救不停，直到朝廷人人觉厌烦了。他那种急躁是太背乎中国人的习惯。若干朝廷的特使也在当地，人家一言不发。苏东坡喊叫什么？比平常多下了一点儿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是为自己挖掘政治上的坟墓吧？

    但是他深信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救济。在当地买，或是由外地进口，这样不断存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定粮价，饥荒是可以防止的。把粮食向贫病与饥民施舍，永远是浪费无用，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根本办法则是预防。有远虑的人永远是气躁的。他指出来，在神宗熙宁八年（一○七五），没有人事先做何防备，结果大饥荒来临。神宗皇帝须要拨出一百二十五万担食米设立粥厂救济贫民，竟有五十万穷人饿死。除去人受的灾难之外，朝廷救济、减免税款和各项岁收，一共损失了三百二十万贯。苏东坡指出，比照之下，他去年只用了六分之一的粮食就稳住粮价，防止了灾情。现在第二次饥荒会更甚于第一次，就犹如第二次发病会比第一次严重。人民少量的存粮已经逐日减少，必须立即设法。

    奇怪的是，除去苏东坡一个人外，别人都是无动于衷。他一看朝廷公报，不觉大怒。好多浙江和邻近的地方官都在春天奏报丰收有望，但无一人陈明新近的暴雨和水灾。苏东坡奏准以修缮官衙的款项购买食米，因为救饥荒第一。六个月以前，他妻请拨给五万贯购买食米，杭州当分得三分之一。朝廷是把钱拨下来，但邻省一个名叶温叟的税吏，却把苏东坡应得的款额剥夺了。钱一到，人人都想分润，但是目前却无人肯陈报灾情。苏东坡在一道密奏太后的本章里曾说：“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便流亡，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他请朝廷下令调查全部灾区。倘若他的担心实属过虑，如果其他官员与他看法不同，要他们签报担保来冬不会有饥荒发生，人民不会挨饿。有一名官员名叫马碱。苏东坡屡次写信有事与他会商，因为此事须与各地区配合协调。但是此人回信说他正忙于他事，他将因公外出，冬日始可返杭。苏东坡在给他正在浙东为官的一位好友钱勰的一封信里说：“虽子功旦夕到，然此事得聚议，乃济数舍之劳，譬如来一看潮，亦自佳事，试告公此意劝之，勿云仆言也。”在七月的报告中，苏东坡只请求拨米二十万石。那项计划也很简单。杭州本为产米地区，每年只须向京都缴米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石，杭州仍然很殷实，能够付得出那个米额的价钱。如蒙允许保存一部分米，杭州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