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经济不是很发达，但文化却比较繁荣，只不过是形式和内容都与它之前的汉、魏、唐、宋，它之后的明、清不同而已。

    元代文化有两大特色，一是通俗化，一是多元化。

    元代的诗、词、散文不及唐、宋，经学与小说不及明、清。但如果因此就认为元代文化也不及唐、宋、明、清，就大错而特错了。元代自有自己的文化，只不过内容和形式都与前代后世不同而已，水平应该是不相上下的。正像我们不能让小提琴琴王海飞兹去与李斯特比钢琴，让姚明去和罗纳尔多比足球一样，他们的所长不同，但都同样达到了那一个领域的巅峰。

    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以后，很看不起儒学和儒生。陆贾常常在他面前提到《诗》，刘邦就骂他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陆贾回答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因此醒悟。元朝统治者的江山也是“马上得之”的，大概他们相信也能够“马上治之”，所以有元一代，并没有什么官方思想，更没有思想禁锢。他们既崇儒，也崇佛、道，还包括蒙古人本身崇奉的萨满教，甚至来自西方的一些宗教。元人行动不自由，言论却是非常自由的。我们去看一看元杂剧和散曲，其中许多东西，放在其他的时代是行不通，甚至会招致大祸的。比如明代，在《大明律·禁止搬做杂剧律令》中，就明文规定禁止在舞台上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先圣先贤的形象，只准搬演那些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明、清两代的文字狱，更是骇人听闻。元代没有这些禁令，也很少听说有人因文字得罪的，尽管许多元人的诗文、杂剧、散曲斗争性很强。

    这种环境是有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的。

    从宋代开始，商业的发达、都市经济的繁荣，造成了通俗的市民文化的兴盛。传统的诗词，尤其是文人的制作，哪怕就是宋代前期柳永等人的作品，仍然是和真正的民间艺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一般的普通民众所喜爱的，并不是诗词歌赋，在他们眼中，这些东西都是高高在上的雅化了的艺术，他们喜欢的，是通俗化的东西。我们试看一看宋代勾栏瓦肆中的表演，其形式多至数十种，其中歌唱形式的就有唱赚、陶真、鼓板、小唱、弹唱因缘、唱京词、诸宫调、唱耍令、唱《拨不断》等，就连“叫声”（市场上叫卖东西的声音），只要唱得好听，都可以拿来表演，但就是没有吟唱诗词的。

    勾栏瓦肆的表演，在元代仍然继续着。而戏剧，包括北方的杂剧和南方的南戏，成为这一时期文艺演出的主流，这也表现出中国文学从抒情、咏物、言志、赠别等向叙事性文学的发展。

    元代文化是中国文化由雅化到俗化的过渡。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导致为他们服务的通俗文化有很大发展。在宋代的勾栏瓦肆和酒肆茶楼乃至被称为路歧人的艺人的街头表演，其形式和内容，都是十足通俗大众化的。

    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书法，走的就是通俗化的道路。他是将晋人的“韵”、唐人的“法”、宋人的“意”等审美理想变为尚“态”。他的字，如果只从间架结构来看，堪称古今第一。一般人的审美趣味，是注重表象的，因此有人称他的字是“俗书”“奴书”，但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影响却极大，学习赵字的人很多，原因之一，就是它没有装腔作势的姿态，而有端庄流丽的秀美。赵字的这种特色，实用价值极高。清钱泳《书学》说它“施之翰牍，无出其右”。包世臣《艺舟双楫》说它“其所以盛行数百年者，徒以便经生胥吏故耳”。“施之翰牍”就是用它来写往来的书信文书。“经生”即抄写经书的人；“胥吏”即公门中的文案人员。

    元代文化的多元化，表现在传统的诗词歌赋、歌舞书画、园林建筑、金玉陶瓷等都得到继承和发展，从内容到形式又有许多变化，加入了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