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意义，所以，在统一全国以后，忽必烈就多次颁发禁令，严禁军队和豪强圈地扰民，破坏农业生产，同时将荒地分给无田的农民，兴修水利，蠲免赋税，使农业生产一度得到恢复，社会也逐步安定。

    元蒙统治者也试图以中原文化来补充其统治，如兴办学校，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教科书，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确立程朱理学的地位等等，但都仅仅流于形式，而且儒学的影响力呈日益下降之势。一方面元代诸帝的汉文化水平都不太高。虽然忽必烈比较重视汉文化，尤其是儒学，后来的仁宗、文宗和顺帝的汉文化水平都较之前诸帝为高，但是，毕竟不能和唐、宋时期相比。尤其是读书人的地位极低，待遇极差，很大程度遏制了文化的发展。

    元代对宗教的崇奉是远在儒学之上的。中原地区本土的道教，包括全真教、太一教、正一天师教，还有藏传佛教在元代都大行其道，各地道观寺庙极多，僧、道人士在元代都享有较高的地位。据《新元史·释老传》记载，佛教徒公开参与政治活动，八思巴被封为国师，“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封国公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熏灼，为害不可胜言”。西方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祆教（即拜火教）等也都得到传播。其实元代统治者是懂得利用这些哲学和宗教信仰来帮助其统治的。元仁宗就曾经说：“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元史·仁宗纪》）

    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宗旨，南宋后期已经受到很多人的责难，元代思想远较前代解放，对程朱理学的抵触情绪就更大一些。元人王恽在《上世祖皇帝论故事书》中就指出，宣扬礼教“终无分寸之效者，徒具虚名而已”。

    这种多元化的思想信仰，既是思想解放的一种标志，也造成信仰一定程度的混乱。

    儒学的地位不太高，表现在元代的读书人地位是很低的。

    封建社会的读书人，自隋、唐以后，科举几乎是唯一的出路。虽然能够考中举人、进士的毕竟是极少数人，但是所有人都有一个追求的目标。元代立国以后，五十余年不开科举，后来也是时断时续，几乎所有的文人一下子都失去了方向，平日赖以进取的诗词文章，现在变得一钱不值。读书人的地位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元代把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见于南宋遗民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滑稽之雄，以儒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吾人岂在娼之下丐之上者乎？’”虽然是滑稽之语，但未必没有根据。南宋另一个遗民郑思肖在《心史》中也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只不过把“匠”换成了“猎”，把“娼”换成了“民”。“儒”的地位是一点都没有提高的。现在有的人认为没有这样的等级划分，又没有证据，倒还不如相信两位南宋遗民的话。

    元代统治者采取民族高压和民族歧视政策，对汉人和南人进行残酷的镇压和盘剥。元代统治者的生活是极其奢侈腐化的，他们对农业生产不重视，而官府横征暴敛，百姓卖儿卖女，流离失所。因此，从元朝建国之初，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反抗就没有中断过。元代末年，终于爆发了以刘福通为首的红巾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