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果夫谈判。

    中共中央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于19日召开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遮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予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我们应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近，对他们的态度，不仅不与南京混同，而且与阎锡山也不同，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应当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

    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立即到南京与国民党CC系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进行秘密接触，表达了中共中央愿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与国民党合作，只要蒋介石停止对红军的进攻，红军愿意接受改编，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开赴抗日前线。陈立夫向蒋介石转达了中共的建议。但是蒋介石根本不容共产党的存在，一定要把红军置于死地。他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让陈立夫转达。11月14日，刘鼎电告中央：

    三、向东以援绥抗日，准备在神府东渡，政治更好，更可保全苏区。

    六、蒋企图把红军全部赶到外蒙，给苏联来解决这个矛盾。

    这样苛刻的条件是中共中央无法接受的。潘汉年连续来了几封电报，询问中央指示，还说陈氏兄弟希望与周恩来进行高层会晤。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给潘汉年一个明确的答复：

    甲、南京两电、上海两电均收到，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

    各地军阀也反应不一。山西阎锡山只表示不侵犯张杨，背弃了他出兵支援的许诺。山东韩复榘、华北宋哲元都按兵不动，观风察色。只有广西李宗仁和四川刘湘表示响应，却是远水不解近渴。张学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共中央和苏联的支持上。14日，张学良致电毛、周说：“潼关因无兵，已先被樊（崧甫）军占领，其先头到华阴，但是尚无战事。……现延安、甘泉防务，请红军以一部接防。……恩来到延安时，即派飞机前来。”

    尽管张学良、杨虎城一再拖延，避免与红军作战。蒋介石却毫不放松，一再督促催命，让张、杨配合胡宗南进军围剿红军。这一时期，王以哲军长与彭德怀保持密切联系，通风报信。在蒋介石严厉命令下，东北军也不得不装出进军的样子，但事先都向红军通报。1936年11月11日，王以哲通知彭德怀：

    一、总部原令敝部于删日前进至灵武附近地区，且有迟误即从军法论罪之话。但弟深知兄方困难，故一再托辞延宕。但为不使他人猜疑计，又不得不稍行前进。粮食关系，弟部定于塞日石路进至漓旺堡。

    二、相知在心，弟当尽可能范围极力延宕，并进止情形必随时见告。

    捉住蒋介石后，张学良当天上午即发报直接通知中共中央。在保安的毛泽东等领导人收到张学良的电报，简直难以形容他们的惊喜。这时，中共驻西安的地下工作者刘鼎也发来了急电。需要说明的是，张学良在12日凌晨行动开始时，就通知了刘鼎。刘鼎正要发报，谁知突然停电了。刘鼎心急火燎，跑到街上去买电池。深更半夜没有一家商店开门。待刘鼎买回电池，蒋介石已经被捉住了。刘鼎赶紧发报，中央收到是12日下午14时30分。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求和无望，又面临四面包围的巨大压力，坐以待毙总不是办法。毛泽东决定实施《作战新计划》，放弃陕北苏区，向山西或陕南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