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央及军委的信仰很高。国焘亦有初步的很大转变，特别是在了解了中央对他现在的诚恳、目前中央的作风、干部政策以后，他现在除拥护中央及军委的口号外，并能在群众的会议上提出自我批评，承认某些错误。使我们有可能在上下干部中，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把一切问题提到原则上去。

    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张闻天住处召开会议，研究西安事变后中共的策略和红军行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博古、凯丰出席会议。据看过会议记录档案的人说，由于中央当时“处在陕北穷乡僻壤的保安县，消息不灵。……由于对西安的情况所知甚少，而国内外各方面颇有点出人意外的谴责张、杨的电讯报道又如雪片飞来，中央在当时的处境是难于公开表态的”。所以，“在事变猝然发生后要求谁能立刻做出一套全面正确的决策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文章中透露出会议的一些内容可以看出，中央领导人在发言中，“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还提出过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这些问题的议论从记录档案上看占了会议的主要时间”。

    几天来，蒋介石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由原来的死硬态度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如果在西安僵持下去，南京方面就会出问题，他的地位有可能被人篡夺。所以蒋也急于找一个台阶下，不能不有所让步。正在这时，宋美龄、宋子文来到西安斡旋解决西安事变，使和平解决的形势出现了转机。24日，宋美龄、宋子文与张、杨、周举行会谈。宋美龄开门见山地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接着，她与宋子文就张、杨和共产党方面提出的要求作了明确的承诺和答复。据周恩来给中央的电报中说，这些条件包括：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释放爱国领袖；停止剿共，保留苏维埃和红军，抗战发动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共产党可以公开等等。下午，蒋介石会见张学良，认可宋美龄承诺的条件，周恩来再次电告中央书记处：

    虽然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但外来的威胁要大于中共党内的分歧。国民党军队的围困和红军内部的困难，使毛泽东极为忧虑。只有制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为红军求得喘息机会，改善恶劣的生存条件，才能扭转被动局面。毛泽东不放弃任何可能的和解机会。在10月、11月间，毛泽东天天和周恩来等领导人商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并亲自起草了一份《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让周恩来带去与南京方面谈判。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需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使红军安心对日抗战。”在此基础上，“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它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只要蒋介石允许红军的存在，中共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战。

    11月7日，毛泽东向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代号“小开”）下达指示，到南京对国民党上层做统一战线的游说工作。电报是从西安党的秘密联络站刘鼎那里转达的：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一）小开以正式代表资格速赴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