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分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

    （四）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

    徐向前的表态十分诚恳，也合情合理，任弼时听了非常高兴，表示一定要在团结方面做出努力。张国焘对任弼时的行动很不舒服，他回忆说：“任弼时本人对于毛儿盖的争执特别感觉兴趣。不惜花很多时间，分别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和我详谈，搜集有关资料，研究这个争执的症结所在，我曾笑问他是不是想做‘包拯’，他也不完全否认这一点，表示他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量。”但是与徐向前等人的态度不一样，听了任弼时的告诫，张国焘“对于他这种热忱，极为感动。至于他的意见，我当时未置可否”。实际上是拒绝接受。

    为了求得党内团结一致，任弼时于1936年7月10日向中央发出第一封电报，详细汇报了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况，并就党内团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电报中说：“我到甘肃应得知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争论问题。”“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形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他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在五次‘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的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

    1936年8月9日，在走出草地后，为了准备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任弼时又向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一电。电报中说：“我这次随朱、张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张、刘、昌浩、向前、傅钟、卓然等同志的谈话，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重要的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此外，我已向总政治部提出并已得同意，立即在二、四方面军中开始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在四方面军中应消除一切成见和不好的印象。须有良好的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准备，以期在大会合时三个方面军的完全兄弟的亲密的团结一致。同时我已向陕北建议，在一方面军中也进行同样的动员和准备。”

    任弼时在促成党内团结的同时，还做了许多好事。解救了一批被张国焘长时间关押迫害的同志，其中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廖承志。廖在川陕苏区肃反中被张国焘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而加以逮捕。在四方面军极左的环境下，廖承志甚至不敢暴露他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化名何礼华。仅仅因为他会刻蜡版，会画画，张国焘才没杀他，把他一直关在保卫局，当犯人押解着长征。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虽然知道廖承志在张国焘手中，却没有机会见到他。直到1936年2月8日才由林育英给张国焘发去一电：“廖承志、曾钟圣（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然而，曾中生已经死了几个月，廖承志还活着。这封电报并未改善他的处境。

    1936年7月，任弼时来到炉霍四方面军总部，与廖承志不期而遇。廖承志回忆说：“那时我是张国焘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张国焘的牢的同志，还有罗世文、朱光、徐以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