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军来到后，大家目标一致，很快踏上了北进的路程。1936年6月28日，张国焘和陈昌浩、李卓然发布《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通知在前面的徐向前及各军首长：“党目前战略方针是在创造西北广大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任务之下，主力红军首先向松潘、甘南行动，消灭该地区之敌王均、毛炳文部，进而与一方面军呼应。”朱德在给徐向前的电报中，制定了各军的北上路线，要四方面军走在二方面军前面，开辟通道。

    从1935年9月到1936年7月，四方面军的同志们经历了无数的曲折困苦，终于再次北上了。大家的心情无疑是兴奋和激动的。陈伯钧从4军调到六军团任军长（萧克调四方面军任31军军长），和二方面军同志一起行动，感到心情舒畅。见到王震等老战友，他们彻夜长谈一、四方面军会合而又分裂的情况，感慨不已。8月2日，他们再次来到阿坝的噶曲河边，顺利渡河。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噶曲河不大，水不深亦不急，比阿坝河（大金川上游）还好过。且沿河上下尚有森林，可资架桥造船之用。但我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不能过此河？怎能因一水之隔，而根本改变我们的战略方针！这样看来，噶曲河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将是一个有意义、可纪念的地名了！”

    5军军长董振堂也是如此。当部队到达包座时，他对同志们讲话说：“我们就要与中央会合了。还是毛主席对，人家不是什么机会主义。”虽然他们已经绝粮，枪都是扛着走，皮带都煮着吃了，但全体同志仍然士气高昂。董军长带头找野菜吃，鼓励同志坚持过草地。

    陈昌浩则是怀着另外一种心情北上的。他回忆那个时期的思想转变过程时说：“南下成立第二中央，打起反对毛周张博的旗子，是张国焘路线登峰造极的滔天罪恶。那时对于中央与一方面军北上的估计是过不去，要在路上被敌人打垮。（我们）在甘孜炉霍是想呆下去的，想休息整理保存力量，部队散得很宽，也做了些藏民工作，呆一个时期再看。这时中央已到达陕北，对中国革命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给大家打了一支清醒针。当然张国焘是不会变的，我自己的脑子也开始清醒了一些，证明我们过去的估计是错了，这时是1936年的春天。以后听说二方面军快来了，又做了迎接二方面军的准备。中央的到达陕北和二方面军的到来，对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从这时起我们的思想就发生了变动，想到我们过去反党反中央是大错特错，那时与张国焘在思想上开始有距离。这时张国焘路线已开始动摇，我们想去与中央会合的思想逐渐增多了，像不孝的儿子回心转意后想回到父母怀抱一样。向前和军的干部思想也是这样。以后在那里也呆不下去了，心向着陕北。二方面军到甘孜后朱总还讲了话，我也和朱总谈过要会合。任弼时来后反对张国焘的力量就更大了，这时会合的思想就更增加了。甘孜开过几次会才决定北上，这也是个关键。张国焘是不准备北上的，看到我们、朱总、二方面军都要北上，他才不得不被迫同意。”陈昌浩的说法，反映了当时四方面军中多数高级干部的思想转变。

    为了使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与中央和解，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任弼时做了大量工作。他与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多次长谈，了解情况。徐向前坦率地对任弼时同志谈了自己对一、四方面军分裂的几点看法，归纳起来是：

    （一）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

    （二）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

    （三）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