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敌人，在洮河、黄河间敌人更容易封锁。同时左右两路是不能分开行动，如果经过十天草地，掉队每团以二、三百人计，必定要减员七千人。而上万数病号丢掉了，皮衣没有，打骑兵没准备，飞机易活动，政治纪律不好，回人不易解决，如拖到陕北，红军可以拖成小游击队。虽然地方宽大，而天寒人少等条件，前进困难。

    这一段话反映了张国焘的真实思想，他认为北上是凶多吉少，对于荒凉的陕北地区他更不感兴趣。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留在这里，建立川、康根据地。他曾对刘伯承说：“革命要有靠山，有接济，然后一突出来就能争取革命胜利。”意思是现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要找一个偏僻的地方保存实力。刘伯承说：“群众要求抗日，你不走（老在少数民族区），怎么能搞革命呢？”反驳了他的“理论”。 第二条路就是南下回四川。红四方面军战士中四川人居多，愿意打回老家去。用张国焘自己的话说，是“耍回马枪”。

    决心已定，张国焘于9月5日10时致电后方的周纯全、倪志亮和王宏坤，告诉他们：“我左路军先头兵团决转移阿坝补粮，改道灭敌。”要他们各部队“就现地筹粮待命”，并要他们将这一决定转告徐向前、陈昌浩。

    收到张国焘返回阿坝的电报，右路军这里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陈昌浩天天跑中央驻地和毛泽东等商量，至少到9月8日上午，陈昌浩的态度还是愿意北上的。但是毛泽东已经在暗中布置。包座之战后，走在右路军最后的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率领下到达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约15里。彭德怀回忆：“我到宿营地时，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主席处，其实我是为了到毛主席处去，才去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蔷（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11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在红军实行统一指挥后，各部队的电报密码全被总参谋部收缴，只能与红军总司令部和前敌总指挥部联系，各部队之间则无法互通消息。彭德怀找到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三军团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本，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朝鲜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作了”。

    林彪、聂荣臻率一军团到达俄界，几天不见中央和后续部队上来，心里着急。9月5日，他们给前敌总指挥部去电：

    左路西回，于整个行动方针路线方向及行进有无变动，请告。我们正在草地待命并找救济寺向导中。

    徐、陈回电为一军团制定了七天的休整计划，无非是学习、操练、筹粮那一套，他们关心的问题未作答复。第二天，三军团的武亭送来了密码，双方立即接通联络。6日15时，林、聂收到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来的电报，告诉他们：“一军主力应集结俄界，派队向罗达侦察前进。”

    林、聂不明白为什么前敌总部的指示和三军团的电报不同，再用新密码问彭德怀，彭回电说：

    内情复杂，一军应在原地集结休整，特别注重体力恢复。

    按照正常情况，彭德怀是不可能自己作主给林彪下指示的。这些无疑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这几天，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乎天天紧张地开会，一方面是如何让张国焘重新北上，另一方面是做陈昌浩的工作，使他与中央立场一致。据陈昌浩回忆，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对他说：“张国焘带一部队伍另找路，不要紧，让他在那里，我们先走，我们走了他非来不可。”但陈昌浩无论如何不同意，坚持要等左路军来一起走。此时，陈昌浩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