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缓缓前进，免致抛弃。”

    接到电报，左路军开始行动了。但是很不顺利。据张国焘回忆：“我们在刷金寺停留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这一带地形，我们是十分陌生的，原有的地图又错误百出，一切须重新考察研究。刘伯承参谋长费了很大力气，广询当地的人民和喇嘛，才拟定了一个北进略图。”“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的面前，它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乃决定回师刷金寺。”

    如果说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分裂是必然的，那么这条噶曲河则是促成分裂的一个偶然因素。张国焘的回忆有夸大成分，但也是事实。草地的河流没有固定河道，雨季洪水往往横冲直撞，形成乱流或一片汪洋。朱德、刘伯承和五军团是坚决主张前进的，但是没有一支部队渡过了噶曲河，说明当时确有洪水。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宁都起义的领导人，在河边与张国焘冲突起来。在场的刘伯承回忆说：“（张国焘）说不过河了，要转回去。董振堂同志是个好人，当时就说：‘小河嘛，可以过去的。’张说不行，要转回阿坝，并当即缴了五军团一排人的枪。董振堂气愤地和他吵起来：‘国焘同志，你是用冯玉祥那一套对付我们。冯玉祥把我们当儿子，你又用这一套。冯玉祥已经垮了，你这样做也是要垮的！’”然而张国焘一意孤行，下令返回阿坝。朱德、刘伯承也没办法。因为中央规定：红军总政委有最后决定之权。

    在调头回去时，张国焘给徐、陈去了一个电报：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25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前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藉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执行。

    徐向前、陈昌浩接到电报，大吃一惊。张国焘不但掉头回了阿坝，现在连北进方针也不同意了。徐向前认为张国焘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一是所谓噶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米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我们还要派部队与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张国焘当然不会因为一条小河过不去而改变战略方针，对全局形势，他有自己的考虑。当时他没有对任何人讲，在和中央分裂后，1935年10月10日他在卓木碉的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右路军打胜仗，我们想胡宗南有二十七团，打坍了三团，还有二十四团。于学忠、张钫、鲁大昌共八十余个团，洮河、夏河都有阻碍，马（步芳）又集中二万骑在夏河。就是我们到了哈达铺，经过大量减员，能不能打坍敌人是个问题。假使我们打不好，西南是黄河，不能过。即使左路军费了一切力量去会合右路军，而又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