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报告，一个县一杀就是几千，没有口供，只是很简单的名单，说杀多少，一个个圈起来，送上来叫保卫局审查。一个县就有杀人的权力，有的乡开公审大会就杀了。所以乱杀人、乱抓人、乱用刑，造成了人民的不满。”

    徐向前元帅也证实：“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推行的还是王明那一套，许多东西是‘左’的。如对地方政策，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其实，有些保长是穷人，大家推举他出来干这份差事的。有些地主、富农虽有剥削，但民愤不大，可以改造，不同于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通通杀掉。只能扩大敌对势力，吓跑中立者，孤立自己。土地改革、经济政策也‘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侵犯中农利益，甚至将一些中农划成地富成份，无条件地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俘虏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尤其是对营以上被俘军官，杀掉不少，增强了敌军的对抗、报复心理。这些‘左’的政策和在鄂豫皖时期差不多。”

    据当年老红军回忆，“左”的政策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打土豪拿来的法币、茶叶都当成反动的东西烧掉了。后来到了松理茂地区，许多战士不服水土，拉肚子，才后悔不该烧掉茶叶。“左”的政策把川陕根据地搞得民穷财尽，要粮没粮，要衣没衣。农村开个会，参加者大多是妇女，男的都当红军去了。当时扩大红军，贫下中农出身的年轻人都参加了红军。如果你看到年轻人没当红军的，那就是地主富农出身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待不下去，只好放弃川陕根据地，再次转移。

    张国焘的“左”还表现在他对川陕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打击迫害。张国焘生性多疑，对川陕党的同志根本不信任。当时活跃在川东地区的是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军。1933年10月，王维舟率领部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奉命改编为红33军。以王维舟为军长，原达县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为政委，四方面军来的罗南辉为副军长。但是会合的欢庆刚过去不久，张国焘就以其当地人多，社会关系复杂为借口，在33军内部大搞肃反和清洗。王维舟回忆说：“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经过党多年培养出来的三百余青年革命干部，遭受了无辜的杀害。这些同志几年来在地下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未遭反动派杀害，却在自己内部，在叛徒张国焘‘左’倾路线的毒手下牺牲了。游击军和红四方面军刚会合，张国焘派人在宣汉双河场以开会名义杀害了地下党的干部百余名。在巴中县，张国焘把我们33军的两个师长（98师、99师）蒋群林、冉南轩从前线调去，也被暗中杀害。又在宣汉属之清溪乡三弯崖，于点验时杀了三个团的团级干部（其罪状是他们过去当过保甲长）。又在黄中铺前线正当同敌人在激烈战斗中（当时我在虹口养病），把正在火线上指挥作战的军政委杨克明同志撤职调离前方，又将排级干部以上五十余人都调到后方，大部分被杀害了。未被害的只有少数几个人。”

    张国焘对川东地方革命同志的屠杀和连根拔的政策，被人们称之为“拔萝卜”，引起了党内强烈的义愤。在后来延安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痛心地说：“对于肃反，错误是很严重的。四川同志谈：红军不来，我们还发展了一些党员；红军来了，把我们杀光了。同志们带武装来，不慢待罢了，我们总不该要他们的命！把这些革命同志当反革命，是罪恶。有些地方把整个地方肃光。”

    张国焘把川陕根据地当作他的独立王国，不仅对地方同志不信任，甚至对中央派来的干部也随便怀疑打击。党中央把廖承志同志从上海调到川陕根据地参加领导工作，任省总工会秘书长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