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焘的“左”的政策，则是根据地垮台的内因。

    张国焘在通南巴苏区仍然继续他那一套“左”的方针政策。大搞肃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滥杀无辜。他重新清算小河口会议的老账，软禁曾中生，杀害红4军指挥员旷继勋和师、团级干部余笃三、舒玉章等同志，又掀起一场肃反的浪潮。

    徐以新回忆在川陕苏区被逮捕的经历说：“1933年的‘八一’，我就被抓了。‘八一’这一天后方检阅，前方开来两个师，我还是检阅总指挥。张国焘、陈昌浩在后方，徐向前同志没有在。他们检阅了部队，阅兵完后我就休息，夜里派人来说总政治委员有请，结果一请就请到保卫局去了。陈昌浩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说：你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吗？另外，今天还请了曾中生和张琴秋，但你们不能见面。不过张琴秋的错误比你们轻，没有抓她，她已经承认了错误。你们三个人反对张国焘是最主要的，但是现在还不晚，只要你承认错误，我可以担保马上放你出去。后来我哭了一番，发了脾气，质问陈昌浩说：岂有此理，为什么把我送到保卫局？保卫局是对待反革命的。陈昌浩说：不一定都是反革命，犯了错误也可以蹲。又说：你的错误不简单哪，你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呀！半夜，把我送到一个单人房间，一出来四个人跟着。过几天后，曾传六（保卫局局长）叫我写材料，我就写了对张国焘有什么意见，至于右倾，我也不知道右在哪里。后来就分配我在保卫局讲课，问案子。结果在问犯人中，发觉好多都是自己的同志。人家有根有据，有名有姓，有关系的，都是陕南和四川省委派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四川农民，公报私仇的，不是反革命都抓来了。当时审案子是逼供信。我看了这个情况，曾建议要把情况调查清楚，但无结果。以后，我鼓足了勇气，写了一封信给张国焘，说肃反不能这样肃，这样下去将来要造成农民暴动。从保卫局的情况看，地方乱肃反，乱杀人，军队里面有许多不该肃的被肃了。‘条陈’上去不到三天，张国焘来了，训我一个钟头，拍桌子说：你和曾中生等在四方面军对我不满意，反对我，谁不知道的？我对你们宽大，张琴秋悔过，对她就更宽大。我叫陈昌浩跟你谈话，希望你在保卫局很好表现，好好检查错误。分配了你工作，叫你讲课、问犯人。你在问犯人里面不相信工农干部，擅自作主，跟反革命打成一片。你在保卫局还不转变，还在顽固抵抗，你这个人已经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此后，就把我送到朱光、李成林集体住的地方罚苦工。在那个地方我们刻石印、写东西，直搞了两年，到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才把我放出来。”

    徐以新还算是幸运的，当时红4军12师是肃反的重点，从师长旷继勋起，实行层层清洗。当年在保卫局工作的张仁初中将回忆说：“在川陕时12师最严重，从旷继勋起被捉了不少。韩继祖是12师政治部主任（理发的出身），杀的干部也不少。12师团以上的干部就是34团团长许世友、36团团长余天云和35团团长没捉起来。旷是最先捉的，从通江送往10师所在地，那时听说是张国焘让他到四军当军长，实际是用这个办法将他杀了。杀得很机密，原因不知道，估计一定是他反对张国焘。”

    张国焘在通南巴地区把肃反范围扩大，直到地方党组织和普遍群众。徐以新回忆：“我们的方针是打土豪分田地，分衣物，对地主是‘左’的，差不多都是扫地出门。后来富农也是扫地出门，中农也连带着，这是‘左’的政策。这些跟肃反结合起来，搞得中农也不满意，说几句怪话，就抓起来当反革命。所以通南巴肃反继承了鄂豫皖肃反的‘左’的政策，在部队里，干部中，只要对张国焘有意见，就抓起来。在地方也是这样，除地、富外，有些干部也抓起来当反革命肃了。后来在苏区蹲不下去，恐怕就是这样。我当时在保卫局看到一份报告，大概是县保卫局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