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床前,帮我掖了掖被子。那一夜,我没有睡着。第二天,我对母亲说,我的病已经好了。

    一年之后,捡砖石的任务终于完成,分派给我的活儿稍稍少了些。我也因此有机会偶尔去学校上课。但依然没有像样的衣服穿,因为父母要把尽量多的余钱都用在盖房工程上。那时我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件新衣,是父亲工厂里发给他的一件蓝色翻领工作服。房子竣工后,也许是作为一种奖励,父亲把这件衣服给了我。我对它异常珍惜,从初三穿到高二(我读书时高中是两年制),到北京去上大学时还带着它。

    这段盖房子的经历,对我而言是磨炼,更是苦难。那时我正处于情窦初开、视面子为世间第一要务的年纪,却被迫每天承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我刚刚成长起来的自尊心受到了重创。

    感悟之三:战略现实、战术浪漫

    我对自己如今性格的评价是:战略的现实主义者,战术的浪漫主义者。我看问题通常以三年为周期,这三年中的战略目标我非常清楚。制定了目标后,就用各种浪漫的方法来实现。我反对实现方法的庸俗,在我看来那就是战术上的低级。我要让实现目标的每个过程都很享受。

    很多人好奇于我的思路。对于这个问题,我年轻时就想得很清楚了。当时父母为了一个遥远的目标,让整个家庭付出了太惨重的代价。换了我在那个年代做同样的事,我绝对不会通过这种方法来实现。

    其实这也是很多公司和职场人的通病:战略上理想化、浪漫化,而战术上很苦、很累。其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所以,

    我现在作任何计划,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从来不超过三年。人生是一段充满变数的旅途,现在就跟自己说很久之后如何如何,反而是一种阻碍。

    我推着翻斗车往来于大运河岸的那一年,是1975年,中国正处在旧时代未去、新时代将临的前夜。那一年,日后将成为我生命中贵人的几位人士,比尔·盖茨20岁,史蒂夫·鲍尔默19岁,陈发树15岁,陈天桥2岁。那时盖茨和鲍尔默正在哈佛念大学,是桥牌桌上的好友。盖茨已经和他的中学同学保罗·艾伦一起创办了一家叫做微软的小公司,就在这一年,他终于决定从哈佛退学开始全力创业。鲍尔默则孜孜不倦于他的几个初期管理角色-哈佛橄榄球队经理,《红色哈佛报》编辑,以男生为会员的“狐狸俱乐部”的组织人。生于闽南茶叶之乡安溪的陈发树,那时刚初中毕业,在他生活的村子里有一口大家赖以饮水的古井,多年后他告诉我这是他把新华都集团的Logo设计成“井”字的原因。而陈天桥,此刻在浙江一个小山村里应该正蹒跚学步,谁也没看出来这个小男孩日后会一度登临中国富豪榜的榜首。

    不过,就此时而言,无论对于身处的历史时代,还是上述人物,我均一无所知。每日我面对大运河缓缓流淌的河水,只觉眼前风景无限萧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