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离谱的学术进口商

    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思想界出了梁启超、梁漱溟、郭沫若、吕思勉、潘光旦、钱穆、陈寅恪、费孝通这些杰出人物，他们都学有根基，富于真知灼见，能成一家之言。新中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确出了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本来是有强大解释力的，可一旦成为教条，反倒束缚了我们对社会的认识。

    这30年，学术界按说够热闹的了，以中国社会100多年来的九曲九折的巨变，社会神经感受到的刺激应该是够强烈了，学术思想的原动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看不到多少有原创力的东西呢？当然，回到世界体系内，跟着英美重新当学徒，这是一个比较根本性的原因。既然当学徒，就没有自己的东西，东西都是师傅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也存在，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的，那时中国不过是跟着西方另一位师傅当学徒而已。所以从大的历史视野来看，只有到中国完成了现代化的重生再造，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让师傅离休下岗，中国的学术文化才可能真正出现大的气象。

    但话也得从另一头说，人文社科跟自然科学还不一样，它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民族性，其普适的程度要远远低于后者。你跟外面的师傅学是能学到一些东西，解决共性的问题，但完全属于你自己的那部分，你是没有师傅的，你只能把自己当师傅。1840年这一跤，中国真是摔蒙了，天旋地转，看谁都像师傅。本来“中体西用”放人文社科这块比放哪儿都合适，晚清民初这批读书人，从小读的四书五经史记汉书，他就是想全盘西化，把中国这个“体”当狗扔了它也要自己找回来，鲁迅就是例子。青年学子对他说，你对旧东西掌握得那么圆熟，我们觉得你真棒！鲁迅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那些东西我不是想扔扔不掉嘛！当时就是想扔，连着中医、中国戏、中国字什么都扔，但这些东西哪儿那么容易扔掉的？所以到后来又提“民族化”“民族气派”，提“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按说顺着这个路子是可以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你想那会儿帝、修、反都不要，可不只剩自己了么？但到末了连自己也没剩下——“文革”时期没有学术，因为不要的东西太多了，营养严重缺乏，把自己整得骨瘦如柴，一切都谈不上了。

    八九十年代的这拨知识精英由于生在封、资、修被通通取缔的年代，四书五经还真没读过，读的净是《半夜鸡叫》，他就是想中体西用也无从下手，更何况他们再也不想中体西用了。我有个朋友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大历史系读书，他说：这四年什么都没读，娘的光读外语了——还没读出来！他的情况当然极端了一点，但也挺有代表性。就举外语为例吧。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会七八国外语的在大众眼里也就是“挺神乎”一主儿罢了，跟我们看人用脚穿针引线的感觉应该差不太多，会让我们佩服，但不会让我们自卑。前面说到钱钟书从80年代的学术界热到90年代的全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会好多种外语。我想中国也有会好多种地方方言的人，但就没有流传出来成为佳话。其实就是会斯瓦希里语、越南老挝语，甚至俄语、西班牙语也没什么用，还是得人均GDP高的那些国家的语言。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那种社会心理、学术风气的经济基础，简单说，就是美元跟人民币1∶8的比率。我们再说第三个原因：干西学批发商、零售商、广告商、运输队致富快。80年代出国，省一顿饭就能带回件小玩意，小玩意别看个头不大影响很大，往家里一摆，女同学见了就很可能就变成女朋友。当时经常听到，有学者出国为了多带些小玩意回来，顿顿方便面，由于营养跟不上，回国下飞机都是抬下来的。学者们去西天取经，取回美元马克和大好前程，被鲜花绕着，聚光灯照着，媒婆堵着，飘飘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