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的中心位置或焦点位置的方法，一看到作品，观众的目光就会被这个人物吸引。有时这个带条纹的人就像是真人一样。梅姆灵、博希、勃鲁盖尔和其他几个人特别善长这种手法：不是用于刻画主要的舞台人物或历史人物，而是第三等级的小人物。这个人物惟一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的目光暂时离开画面上更重要的需要细细品味的区域。在著名的《背负十字架》（1563）这幅刻画了500多个人物的巨幅图画中，布吕热尔在几乎靠近作品中心的位置上画了一个不知名的无足轻重的农民，他步履匆匆，戴着无边软帽，穿着白色和红色斜条纹长袍。由于这些条纹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因此观众首先看到的是这个农民而不是画面前排在约翰和圣女们搀扶下忧伤的圣母，更不是画面后排在十字架重压下跌倒的耶稣，他淹没在冷漠的人群中，似乎被遗忘了［26］。

    可以思索一下，与其他表面结构相比条纹的这种“视觉优先”的特点。条纹比单色，比星罗棋布的小花纹，甚至比斑点都更醒目。这是西方人特有的感觉现象吗？或者这是所有文化，甚至是人类和某些动物的共同之处？在这样的现象中，在生物和文化之间有一条界线吗？如果有的话，它在哪里？对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将试着在本书结束时做出回答。

    人们可以确定的是中世纪条纹与多样性概念之间的联系，即与中世纪的拉丁语中Varietas的联系。有时条纹（virgulatus、lineatus、fasciatus等）和变化（varius）是同义词，作为变化的同义词的条纹完全是一个贬义词。事实上，就中世纪的文化而言，varius总是不洁的、挑衅的、不道德的或迷惑人的。有“varius”名声的人不是狡诈的或爱撒谎的就是残忍的，或者是病人，特别是有精神病或皮肤病的人。此外，varietas这个名词本身就是指欺骗、凶恶和麻风病［27］。我们已经看到在画像中，背信弃义的人（该隐、犹大）、残忍的人（刽子手）、染上“疯病”的人（宫廷小丑，《诗篇》里的疯子）、或本身有残疾的人（麻风病人、伪君子）常常被穿上条纹服装，这是很自然的。在我们现代人的感觉与中世纪人的感觉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觉得“变化”有积极的含义，包含有年青、欢快、宽容、好奇的意思，他们主要赋予这个词轻蔑的含义。一个好基督徒、一个正直的人是不能“varius”的，“varietas”与罪恶和地狱有关。

    动物也一样。皮毛上有条纹（tigridus）或斑点（maculosus）的动物是令人恐惧的。它们可能是残忍的和嗜血成性的，比如老虎、猎狗和豹子（中世纪的豹子与同名的真正的猫科动物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常常是危险的狮子的代名词［28］）；也可能是小偷小摸的，比如鳟鱼和喜鹊；或者是狡诈的，比如蛇或胡蜂；以及魔鬼般的，比如猫或龙。甚至连文艺复兴时期的动物学家们喜欢拿来做文章的斑马在中世纪末也成了危险的动物。的确，作者们从未见过斑马，对它们的了解非常少（他们以为斑马是驴或野驴的一种），不过因为他们知道斑马身上有条纹，于是他们就认为斑马是一种凶残的令人恐怖的动物，像魔鬼一样的动物［29］。稍后，我们会谈到这种不被人赏识的动物在启蒙运动时期是如何被人重新认识的。

    此外，抛开异域他乡的动物不谈，所有皮毛颜色不纯的马都是令骑手蒙羞的坐骑。在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在骑士小说中，骑着白马的英雄与骑着杂色马（即有蓝色和银色交替毛皮纹的马、带灰色和白色斑点的马、有深色条纹的马、有黑白或红白两色毛皮的马、粟灰白相间的马和枣红色的马等等）的叛徒、私生子或外国人形成鲜明对比［30］。类似的价值体系，尽管存在于完全不同的背景中，但可以在中看到。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