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所担任的许多职务均被撤掉，并被指控为英国间谍。他于1942年死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劳动营中，直到几年以后，国外的生物学家才得知他的情况。穆勒写道：“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而这个人……毫无疑问为苏联农业中遗传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世界上谁也没有象他那样为一个国家作出那么大的贡献。”

    在俄国举行了若干次会议，大概是讨论争辩中涉及的问题。在这些会议上，为米丘林（拉马克主义者）观点辩护的头号人物是特罗菲姆·李森科。此人以前是农民，曾任植物育种员，在党的扶持下步步高升。1948年的会议，标志着李森科的决定性胜利。在1948年的会议上，他作了12000字的激烈演说。为孟德尔思想辩护的人受到了野蛮的攻击，说他们是反动的、堕落的，跪倒在西方资本主义面前，是苏联人民的敌人。在会议闭幕时，李森科顺便提到他的讲话已得到苏共中央的批准。

    李森科的讲话经过批准，自然意味着米丘林主义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使它成为党在生物学方面的路线。从此，要提反对它的证据，甚至暗地里同情孟德尔的观点都是不可能的事广。少数几个斗胆反对过李森科观点的科学家，一个一个写了公开信，作出沉痛的检讨，赞扬党的英明指导并保证改正自己的错误。穆勒教授写道，由已故的瓦维洛夫的兄弟领导的科学院“遵从党的命令，撤了苏联最伟大的生理学家奥尔别科、苏联最伟大的形态学学者什马尔豪森，和剩下的一个最优秀的遗传学家杜比宁等人的一切职务。因作过令人钦佩的研究工作而闻名的杜比宁实验室被封闭了。”

    李森科的荣誉与日俱增。他取代了他的对手瓦维洛夫的所有重要职务。他两次获得斯大林奖金，被授予列宁勋章，并成为苏联英雄。他一度担任过最高苏维埃副主席。

    李森科表现了那些妄想偏执狂人的几乎一切主要特征。他极端利己，异想天开，对敌对者充满仇恨，对科学方法则一窍不通。朱利安·赫得黎在他1949年出版的优秀著作《东西方的遗传》一书中写道：“李森科只能说是一个文盲。我使用这个字眼是说，没办法同他在科学基础上讨论问题。……有时他似乎对有关的科学事实和原理一无所知；有时他错误地加以理解；有时歪曲它们；有时他用自己的信仰强词夺理地乏对它们。”

    穆勒教授认为，“李森科的文章在理论路线上纯粹是胡说八道。显然，他既不懂什么是有控制的实验，也不懂在遗传学初等课程中所讲授的那些已经肯定的遗传学原理。”

    下面是赫肯黎引用另一位重要的遗传学家S.C. 哈兰教授的类似看法。“1933年，……我在奥德萨见到李森科，和他谈了几个小时，并观察了他的实际工作。非常明显，李森科对植物生理学和遗传学的基本原理无知到惊人的地步。”

    赫告黎认为，李森科的观点如此含混模糊，简直不能称之为理论。这些观点从头到尾是照搬政治条文。对基因的存在完全否定。孟德尔主义者当然就是“唯心主义者”，因为他们研究的东西并不存在。遗传是由机体的每一质点来传导的。如果把一种植物突然置于一个新的环境条件下，它的遗传就会受到“破坏”（如同一场政治革命一样）。这种破坏有点象电休克疗法。它使得植物对变化有特殊的适应性。新的环境使植物内部产生了所需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会永久地传给各代。

    可惜，在苏联以外的科学家们设法重复李森科的实验，很少能得出同样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李森科不公布足够的数据，因而对他的实验无法评价或者重复。他的有些实验无疑是成功的，但所有这些情况，都可以用孟德尔的理论加以解释。也许李森科不大懂得遗传理论，因而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几乎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以保证实验是在有控制的情况下进行。例如，他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