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者保罗·卡麦雷。他的《获得性之遗传》一书，在1924年译成了英文。我们可以摘录其中一段。它生动地表达了拉马克主义对具有社会觉悟的人的强烈的吸引力。

    卡麦雷写道：“如果象大多数当代博物学家所坚决主张的那样，获得性状不能遗传，那么，真正的生物进化就成为不可能的了。人们徒劳无益地活着，白白受苦。无论他在生命过程中获得了什么，也会和他一起死亡。他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如果获得性状可以偶然遗传的话，那么事情就明白了，我们并非毫无例外地都是受过去束缚的奴隶——徒劳地去挣脱枷锁的奴隶——而会成为掌握我们未来的主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能在一定程度上甩掉自己身上的沉重负担，登上越来越向高级发展的阶梯。教育和文明、卫生和社会活动所取得的成就，就不单造福于个人，因为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话，以至每一种思想，都会给下一代打上烙印。”

    “卡麦雷负责进行了一系列轰动一时的实验室试验，似乎证实了拉马克的观点。凭借这些试验的结果，他在1925年被莫斯科大学聘为教授。当时，苏联园艺学家米丘林的拉马克主义观点正在盛行。然而，卡麦雷在苏就职不久，人们便发现他的一些动物标本是精心伪造的。卡麦雷否认这一切，并将此事归咎于他的一个助手。谁也不相信他。他立下遗嘱，把自己的宝贵藏书赠给莫斯科大学；把自己的尸体赠给维也纳的一所解剖学校，然后用左轮手枪自杀了。他是最后一个拉马克主义者。他的著作和实验，至少有一段时间是享有权威之名的。

    虽然拉马克主义在全世界日益丧失威信，它却在苏联开始盛行。有一部赞扬卡麦雷的俄国影片，其中把伪造标本的事归咎于反动的资产阶级敌人。尽管如此，许多俄国生物学家继续卓有成效地探索孟德尔的基因变异说（这样称呼是因为奥地利神父孟德尔首创此说），直到三十年代末期，孟德尔主义才被苏联共产党贴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标签。从此，事态便急转直下了。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h.J.穆勒，作为高级遗传学家，曾在莫斯科遗传学研究所工作过四年（1933～1937年）。他在1948年12月4日和11日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两篇论李森科主义的权威性文章。下面摘录的一段话，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发生的情况。

    穆勒写道：“1933年前后，遗传学家切特维里科夫、费里和埃弗罗伊姆森分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列维茨基则被关进了欧洲北极地区的一个劳动营。……1936年，据传共产党员遗传学家阿戈尔被加上遗传学中“孟什维克唯心主义”的罪名，接着便被处死了。……著名的遗传学家，如卡尔皮钦科、柯尔左夫、谢列布罗夫斯基和列维茨基等人的真正死因，则无从得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从1936年起苏联各级遗传学家都生活在恐怖之中。那些没有被监禁、流放或处决的人，多数被强迫去于别的专业。被留在实验室的人，绝大多数不得不改变研究方向，以便表明他们正努力证明官方批准的反科学观点的正确性。在战争临近结束前的混乱时期，一些人逃往西方。不过，虽然如此，仍然有少数几个人继续从事工作，以便做做样子，证明苏联还有一些遗传学家在工作。”

    穆勒评论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清洗的遗传学家绝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完全忠诚可靠的。许多人甚至是苏联制度和领导的热情维护者。这是笔者通过与这些人亲身接触而了解的。’

    1936年，堪称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所之一的医学——遗传学研究所受到《真理报》的攻击，随后便关闭了。研究所的创建者所罗门·列维特公开承认他犯了孟德尔主义的错误，以后便无声无息了。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和受到尊敬的俄国最卓越的遗传学家h.и. 瓦维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