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当她失去了感情依靠时，她这才觉得“能长期演出”是她的“雄心壮志”。只可惜，她醒悟得迟了些。

    生活在北平的孟小冬，并不拒绝南下上海；生活在上海的梅兰芳，当然也不拒绝北上北平。一旦有机会，孟小冬明知道梅兰芳生活在上海，也还是心平气和地南下；梅兰芳明知道孟小冬生活在北平，也照样坦坦荡荡地北上北平。只不过，梅兰芳在离开北平长达4年之后，才于1936年回了一次北平。

    此次回北平，梅兰芳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收了李世芳为徒；二是见了杨小楼最后一面；三是跟弟子程砚秋打了一次对台。

    和梅兰芳一样，杨小楼不仅是京剧界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一位爱国志士。北平、天津沦陷前，冀东24县已经被汉奸所控制，距北平不远的通县就是伪冀东政府的所在地。1936春，伪冀东长官殷汝耕为庆贺生日，在通县举行大规模的堂会。此时，北平最大名角便是杨小楼，他也就成为他们的主要邀请对象。但是，他们无论是以通县到北京乘汽车只用一小时为由，还是允诺给加倍的包银，甚至提出加倍的包银还嫌少的话，任由杨老板开，杨小楼始终不松口。

    梅兰芳回北平后，去探望杨小楼，和他说起此事，劝说道：“您现在不上通县给汉奸唱还可以做到，将来北平也变了色怎么办！您不如趁早也往南挪一挪。”

    杨小楼似已做好了“北平变色”后的准备，他说：“很难说躲到哪去好，如果北平也怎么样的话，就不唱了，我这么大岁数，装病也能装个十年八年，还不就混到死了。”

    一年后，北平沦陷，杨小楼果然称病再也不肯登台，不久就病逝了。因此，梅兰芳这次和杨小楼相见，竟是他俩的最后一次。

    众所周知，四大名旦中的梅兰芳和程砚秋关系最为特殊。程砚秋曾经拜师梅兰芳，两人有师徒情谊。今天重提这对师徒，许多老戏迷仍然津津乐道于他俩的两次“打对台”，一次是在1936年，一次是10年后的1946年。对于某些不怀好意的人来说，他们也很愿意看到师徒对台的情景，因为他们又有了挑拨离间、煽风点火的机会。但实际上，这样的对台戏，是一种正常的艺术竞争。

    宽泛地说，他俩的第一次打对台并不是在1936年，而是在1924年4月间。当时，程砚秋连续公演了两部新戏，《赚文娟》和，上座极盛，按照程师罗瘿公的说法，为京师剧场之冠。这个时候，能与程砚秋抗衡的，只有梅兰芳。虽然梅兰芳此时只有一部新戏，那就是《西施》，但他毕竟是旦行翘楚，声名无人能挡，无论演新戏，还是重拾旧剧，都极具号召力。因此，罗瘿公在写给朋友袁伯夔的一封信里，这样说：“近者，偌大京师各剧场沉寂，只余梅、程师徒二人对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资格分量充足，程则锋锐不可当，故成两大之势。”

    严格说来，这次对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打对台，只是不凑巧，在整个京城剧界颇有些萧条的情况下，只有他俩仍然活跃在各自的舞台上。从程砚秋的内心来说，此时，他也并没有要与师傅打对台的故意。

    程砚秋不仅没有这方面的想法，甚至在有机会与师傅打对台时，竟然为顾及师傅，主动放弃了一次对台的机会。那是在两年后，他结束在香港的演出，回京途中路过上海。在他去香港前，曾与上海“共舞台”的老板约好，待他自港回来后，在上海唱一个月。然而，当他回到上海，准备履行他之前的承诺时，意外地发现，梅兰芳受上海“丹桂第一台”之约，正准备来沪演出。考虑到此时留沪演出一个月，期间势必要与梅兰芳打对台。他对梅兰芳是尊敬的，他不愿意看到师徒对台的情景，他认为这样做，是对师傅的大不敬，肯定会伤害到梅兰芳，尽管他这个徒弟并不一定能赢得了师傅，但他还是决定避开为好。于是，他和“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