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布氏恰好正在苏联，便有幸观看了梅剧。令他难以置信的是，梅兰芳的戏，给了他极大的启发。次年，他撰写了一篇论述中国戏曲表演方法的文章《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中的间离效果》。在文章中，他盛赞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艺术，认为他“多年来所朦胧追求而尚未达到的，在梅兰芳却已经发展到极高的艺术境界”。

    现在看来，梅兰芳演剧中的如“自报家门”、“吟定场诗”、“旁白或旁唱”等使人物动作中断的表演手法，与布氏的“演员要抽离角色”的观念一致。这恐怕就是布氏的“叙述派”理论是受到梅氏的启发而最终确立的主要原因。

    与布氏的“演员不能进入角色，有时还要站在角色的对立面”的严格要求不同，与斯氏的“演员要进入角色，与角色浑然一体”的严格要求也不同，梅兰芳的戏既要求演员在保持头脑高度清醒的同时有时也需要适当地或深入地进入角色，用真情实感去感动观众，力求做到“有我”与“无我”、“似我”又“非我”的辩证统一。为此，梅兰芳常引用“你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他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这一戏曲联语，来说明戏曲表演艺术中创造人物形象的一个基本方法。

    用戏剧界流行的术语“第四堵墙”分析，更可清晰地区分三者的不同。所谓“第四堵墙”，通俗地说，就是匣形的舞台的左、右、后用布景构筑的内景便形成了三堵墙。斯氏理论认为：演员和观众之间，也就是舞台和观众席之间应该有一道第四堵墙，它隔断了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交流；布氏理论则认为：要打破这第四堵墙，让演员和观众之间能够产生交流；对于梅兰芳来说，这堵墙根本不存在，也就无所谓打破不打破。

    如此分析后，可发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是截然相对立的，而梅兰芳的戏剧理论却是中立的、折中的，因而更健康、更艺术。从梅兰芳演剧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影响，以及梅兰芳戏剧理论体系的最终确立可知：梅兰芳1935年的访苏演出，意义重大，影响也最大，甚至超过了访日和访美。

    1981年，中国戏剧教育理论家黄佐临在一篇题为《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比较》的文章中，全面论证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八大外在和内在的特征，把它提升到理论高度，并率先将梅氏、斯氏、布氏三者不同的戏剧理论归纳为“世界三大戏剧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