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母亲带着她的孩子搬到了相对安全的伦敦。大卫在大学学习动物学，随后回到了非洲。

    朝奈洛比的东南方向飞行一小时，乞力马扎罗山便在眼前，它那不断融化的雪顶仿佛是烈日下滴落下来的奶油膏。山前，青翠的沼泽突然出现在一片碱性盆地中，火山的斜坡上流淌下来的泉水注入到沼泽中。这里是安博塞利，非洲面积最小、物种最丰富的公园之一，对于那些想拍摄乞力马扎罗山前象群剪影的游客们而言，这可是不容错过的地点。以前，只有在旱季才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因为野生动物会在这个时节涌入安博塞利的沼泽绿洲，靠香蒲和莎草为生。可是现在，它们常年呆在这里了。“大象不应该是定居动物，”威斯腾路过几十头大象时这样喃喃地说。不远处是一池泥巴满身的河马。

    从上往下俯瞰，环绕公园的平原看起来仿佛得了大孢子感染症。这其实是肯尼亚的民族文化村：这些泥巴和粪便堆积起来的环状小屋属于马阿塞的牧人，有些还在使用，有些已被废弃，重归泥土。每个院子中央草绿色的小块土地是游牧民族马阿塞人带着牲畜和家人迁往下一片牧场之前，夜间圈养牲畜的地方，以避免掠食者的袭击。

    随着马阿塞人的离开，象群来到这里。撒哈拉干旱后人类第一次把牲畜从北非高原上带下来，并发展出一种表现大象和牲畜的舞蹈。牛羊啃光了热带草原之后，灌木丛林侵入到这里。没过多久，它们就长得十分高大了，成为大象的美食——它们用象牙扯下树皮吃，推倒树木以享用口感较嫩的树叶，把这夷为平地之后，新长出来的将是一片草地。

    当时的大卫·威斯腾还是个研究生，他坐在安博塞利的一个山顶上，统计马阿塞牧人领来吃草的牛，此时象群正迈着沉重的步伐从另一个方向过来吃草。尽管他后来先后担任了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的主任、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中心负责人和非赢利性的非洲动物保护中心的创始人，但是他为牛群、大象和人统计数量的工作从未间断过。非洲动物保护中心的工作是通过让人类融入野生动植物环境的方式（而不是将人类与野生动植物环境隔离的方式）来保护这些环境；我们人类曾经就是生活在这其中的。

    飞机下降300英尺后，他开始做顺时针盘旋，以30度的斜角转弯。他记录下一圈粪便和灰泥砌成的小屋——每个妻子住一所小屋：有些富有的马阿塞人能娶上十个妻子。他计算出大致的居住人口，在他的植被地图上标出77头牛。从飞机上看，马阿塞牧人看起来好像是绿色平原上的一滴血液：他们个高、自然、皮肤黝黑，穿着传统的红格子花呢披肩——说到传统，这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当时的苏格兰传教士在这里分发格子呢毛毯，马阿塞牧人发现这种材料非常暖和，而且在他们放牧的几周内，携带上路也十分轻薄。

    “游牧民族，”威斯腾压过飞机引擎的声音说道：“已经成为迁徙物种的代名词。他们的行为习惯与羚羊十分相似。”和羚羊一样，马阿塞人在雨季把牛群带到短草草原上，雨季停止之后再把它们带回到水池边。一年之中，阿博塞利的马阿塞人平均要换8个住所。威斯腾深信，人类的这种行为在理论上有利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野生生物。

    “他们放牧牛群，把林地留给象群。大象又及时地开辟出草地。你总能有草地、森林和灌木丛林的组合。这便是热带草原多样性的全部秘密所在。如果你只有森林或草地，或许就只能养活适合森林生活的物种或适合草地生活的生物。”

    1999年，威斯腾驾车穿越南亚利桑那州，去考察克洛维斯人13000年前消灭当地猛犸的遗址。途中，他向古生态学家、更新世“射杀过度”理论的创始人保罗·马丁描述了这个现象。从那个年代开始，美国的西南部便不再有大型食草动物。人类总是焚烧牡豆灌木丛。马丁指着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