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以前，复旦原属杨浦区，也是市区户口，偏偏到了经济困难时期，却随着五角场地区，划给了宝山县。陈望道校长为此觉得有负于复旦师生，一直到临终前还在为复旦划回市区而向市委市府领导力争。但等到复旦终于划归市区时，这一切差别早已取消了。

    那时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有些照顾的。因为教授另有肉、蛋之类特供，讲师也有些黄豆补助，所以被称做猪肉教授，黄豆讲师。后来见到1960年8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的报告中的材料，才知道其中一些具体数字：知识分子一级人员（按：指一级教授、一级研究员、一级作家、一级演员等）和行政7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鸡蛋3斤；知识分子二、三级和行政11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级烟2条、鸡蛋2斤。至于我辈小助教和广大职工，则不属补助之列，虽然我们早已做着讲师的工作，但到这种时候，还是按级论价的。

    不过比起外地饿死人的惨况来，我们总算是幸运的。虽然大家饿得肚子难受，有不少人还生起浮肿病来，但毕竟还是挺过来了。

    即使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大家还得众口一词地说“形势大好”。领导上教导我们，不能从菜篮子里看形势，不要看现象，要看本质。本质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滥下去。党委副书记徐长太在登辉堂做大报告时，说了一句广为传颂的名言：“目前形势大好，比任何时候都好。什么叫大好呢？它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所以是大好！”

    那时，从报纸上、从广播中是得不到灾难的消息的，小道上有一些传播，但也到处在堵塞。我有一位同班同学分配在兰州工作，回沪探亲时约了老同学到我家夜谈，他讲了一些甘肃饿死人的事，第二天就得到警告，叫他不要散布消极情绪；有朋友从安徽探亲回来，说起安徽饿死人的事，却受到了批判，说他是对大跃进的攻击。

    不过，毕竟出现了普遍的饥荒，不能不有一个说法。当时官方正式的说法，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原因是天灾和苏联逼债。天灾自然是有的，苏联逼还抗美援朝时购买武器的债务，也是事实，但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只是鉴于彭德怀事件的教训，谁也不敢直言而已。后来传闻，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了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家觉得这还算是老实话。但后来打倒刘少奇时，这却是罪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