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等工科用词。

    大跃进带来大饥荒

    大跃进时代总要有大跃进的气氛，凡事总要搞得热火朝天，才能像个样子。最容易造成气氛的，是挑灯夜战。那时，整个复旦校园里每夜都是灯火辉煌。听物理系的朋友说，党委副书记王零常常半夜三更跑到实验室里来检查工作，我们文科各系，也天天晚上由系领导督阵。每到半夜时分，每人还能领到一张就餐券，大家可到食堂免费就餐。

    但到得1960年，这免费就餐券没有了，夜班也逐渐取消了。因为物质供应日益紧张起来。开始是某些物品短缺，接着，就闹起饥荒来了。

    本来，自从1953年下半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政策以来，这三样东西就开始定量供应了，但一则当初定量较宽，像我辈男生，粮食定量每月有34斤左右，二则其他副食品供应较好，油水充足，所以吃饱饭是不成问题的。而实际上，我在1953—1957年四年上学期间，食堂根本不用饭票来买饭，而是划卡取菜，主食则随意取用。1957年毕业后在教师食堂用餐，开始时也是饭菜票不分的，就是说，将粮油票交给食堂之后，即可随意购买饭菜票，这饭菜票既可买饭，亦可买菜，只要有钱，随你吃多少。我已记不清何年何月开始将饭票和菜票分开来，饭票以两计算，菜票以分、角计算，两者分用，不能混淆。也就是说，你付出多少斤粮票，就买多少斤饭票，不能多买饭了。而感到粮票不够用，则是在1960年初。因为那时大部分农产品都要凭票供应了。除原有的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之外，又增加了肉票、鱼票、蛋票、豆制品票等，而且供应量很少。肉是每人每月4两，油是每人每月半斤，蛋以户计，大户每月2斤，中户每月1斤半，小户每月1斤。过旧历年时则增加一些分量，并增发家禽券之类。粮食定量也减少了，我从34斤减到28斤，数年后再加到30斤，妇女更少一些；布票每人每年10尺，还不时要动员上交。还有其他一些日用品也发票，如线票、烟票、火柴票、肥皂票等，买牙膏则要用旧牙膏管去换，买电灯泡亦要用废灯泡换。还发有一种工业券，用来买其他紧缺物品，如钢精锅之类。这些票券，是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好几年，才陆续取消。

    上海总算得天独厚，发的各种票券，基本上都能保证供应，但品种好坏之间就差得远了。平时卖的都是很差的籼米，粮店里偶尔到了一点好米，大家就奔走相告，排起了一字长蛇阵来；为了买一点稍微像样的鱼、肉、蔬菜和豆制品，也要起早排队，有时天不亮就起来，也买不到好的。

    副食品供应一紧张，肚子里油水不足，人们的饭量就大起来。本来，教师的运动量小，粮食定量一般是吃不完的，现在却大大的不够吃。每餐都要算着吃，如果哪一天吃得超额了，就得在第二天省回来。但在当时，多吃几两容易，少吃一两就非常困难了。有时一顿多吃，就得好几天扣紧。为了应付粮食不够吃的局面，复旦食堂想出了一种办法，使得饭的体积增大，当时的说法叫做增加出饭率。即先将米煮得半熟，再放在大蒸笼里蒸一次，使米粒充分膨胀开来。这其实只是骗骗自己的肚子，刚吃下去时感到饱了，不一会，很快就饿了。但在那种时候，能够暂时欺骗一下肚子也是好的，所以这种做法还得到了上级表扬。复旦还自己养猪，以弥补食堂猪肉供应之不足，但是饲料缺乏，无法多养。虽然也曾动员师生去采摘树叶来发酵作饲料，但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后来又用人粪喂猪，效果也并不佳。

    而且，粮票的用量也增加了。本来，到饭店吃饭是不用付粮票的，现在也要付粮票了；本来，到食品店买糕点也是不用粮票的，现在也要付票了。当时，上海市区户口每月还发有若干就餐券和糕点券，复旦是郊区户口，这一切都没有，就相差得很大了。在1959年上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