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对待，但凡不在朝廷做官的，今晚一个都不抓。

    还有一个暂时不动的，就是溥英那一条线。他不管有没有问题，他已经被完全排除在储嗣人选之外了，毫无政治智慧，如牵线木偶一样也就罢了，偏偏他还野心十足。这样的人要是承继了大统，将来迟早是祸根一个。

    除了善耆和刘光第之外，其余人也分别有任务军队系统的三大巨头要在载洸的协调下，分别在军队中清洗一批人，而载洸还要立即在北京戒严，立即对军队指挥系统进行甄别和排查，这当然也需要康有为的配合，教化系统和军队情治系统要连续在军队中剔除不安分的因素，要下狠手的要毫不留情。

    而康有为的任务是尽快的将宣传机器调整到接下来的正确的宣传路线上去，包括军队动员和报纸上我默许下一度放开的对君主立宪体制的讨论等等内容，全部要收缩回去，眼下很显然是有人想利用我的这种放权趋势来做文章，情势让我不能不稍稍收缩一下最初我颇为乐观的脚步。

    但立宪的脚步还是要进行下去，只是我必须加强我的控制力度，一切要在我的安排下完成这几年的过渡期，这个步骤就安排给梁启超一直在进行并且已经有相当基础的国体变更的研究了。

    之前我还是太过乐观了，错误的估计了形势，而接下来的连夜的审判也证实了我的这个判断，谊亲王溥英在这次政变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在他的计划里，他将利用这次阅兵，与别有用心的内阁诸人发动一场以是否对印度用兵的对我的公开辩论，以争取军队的支持。而之前端方等人试图说服王士珍等老帅的支持，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支持溥英的内阁三个正负总理又另有计划，他们是在得到了溥英假传圣旨声称他就是太子的情况下，希望利用这次公开质疑我的举动，让我再度大幅度的让权出来，最好就能利用这次机会实现制度上的转变，获得一个溥英和他们都能够接受的模式，也就是德国的君主制模式。

    我已经不能放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了，这已经偏离我的容忍度太远了，溥英的计划如果实现的话，那么我几乎就要提前退出这个舞台了，可以想象在一次政变后，我身患重病由太子监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溥英和内阁总理集团的分歧产生，在军队忙着进攻印度甚至有可能陷入印度的泥潭的时候，北京发生严重的君相对立，各地就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变数，还没完全消化掉的新势力范围就有可能会面临失去的危险。

    而溥英和内阁的斗争之外，还有一个军队的倾向性问题，军队有可能会演变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并掌握绝对操控性的政治势力，甚至有可能会有高级军事长官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到北京“勤王”，那么我所不愿意看到的军阀混战的中国，又将在我的这个时代重演。这是足以颠覆我过去一切努力的变化，也是我乃至今夜参与此次肃清行动的官员们所不能容忍的。

    当然这绝不会影响我渐次放权，并平稳的将国家整体过渡到君主立宪制的决心，这是个历史趋势，我不会因为这次出现的变数而改变我的既定想法，只不过要在这个过程中，更加强力的以我现在还捏在手上的至高无上的皇权去推行他而已。梁启超明天的立宪准备会，我也打算放开听取官员的资格面，并放开让一部分军官参与，而今夜肃清这批人的消息，也不会出现在明天的报纸上去，国家还远远没到歌舞升平的年代，在国际格局还没有定下来的时期，在还需要并行预备立宪的进程的时期，国家的稳定比一切都重要。

    溥英就暂且在俄罗斯呆一段时间吧，一大早在安排了总参谋部军情司的新任俄国局局长良弼负责其北上的实际决定权之后，也将在新蒙国软禁溥英的事务顺手交给他去办，而急召溥夏回京的电报也在第一时间发了出去。

    7月21日，在北京城南内阁建筑群北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