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灵感，以及强调“现代主义”的整体感。随着亚培先生活动区域的扩大，我们发现他的家和他所到的办公室没有任何区别——几乎一模一样的极简造型的桌椅和灰色调的空间环境。“没有任何区别”，等于没有任何“个性”，当亚培先生和装束一样的生意伙伴或朋友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几乎认不出谁是谁来。有人说“1933年卓别林的以夸张巨大的工厂机械齿轮将工人卷入来象征现代社会中资本与机械对于人与人性的伤残”；而1958年塔蒂的《我的舅舅》则以“机械与新科技进入居家与生活的各种领域成为西方文明的重心，来表现出社会、文化、甚至人性所付出的代价。”在影片中，我们“惊喜”地看到一个象征性场面：全面进入“按钮时代”的亚培夫妇最终被感应式自动门锁在自家车库中。

    亚培一家在他们“没有花的”花园中举行的露天聚会，成为一场“现代主义的灾难”。在那个由石子和地砖组成的花园里，只有被修剪的变形的绿色植物。友人前来送的花亦是塑料花，“这样保存的时间长”；而女邻居因为裹了件奇特的披肩被误认为卖地毯的差点被拒之门外。整场聚会由含糊的、无趣的闲聊组成，最后被亚培家的喷泉所摧毁。那座喷泉是花园的核心，亚培家得意之作，只有客人来的时候开上片刻。没料到水管突然破裂，花园到处喷发泥浆水，主人和客人们端起座椅避让。偏偏花园小路铺的怪异，一块块无规则布局的小地砖犹如梅花桩，人们步调奇特地跳窜在“现代主义的小径”上。

    3.诗意的安居

    “我的舅舅”就是胡洛先生，他是不合时宜的。他几乎完全无法融入到现代社会中，在《胡洛先生的假期》中他往往会无意的打破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的秩序；在《游戏时间》中他又盲打误撞在由玻璃和金属构筑的“先进”城区里乱逛。而在《我的舅舅》里，他显然又无法接受工业文明的洗礼。就请看胡洛先生在亚培家厨房中的“历险”吧：为了找一只杯子，他狼狈不堪，诸多按钮对他来说简直就是重重机关。

    而胡洛先生骑上他的破自行车，回到热闹的旧城区小街上，又显得从容自如。在那里，人们闲聊、争执、无所事事，和着悠扬的小调和某种重复的动作，构成了一种有韵律感的、音乐性的生活场景。那里永远像是游乐场、集市，每天都有不同的小玩笑诞生。胡洛先生的公寓和亚培先生的别墅有着强烈的对比性。雅克·塔蒂用了一个固定镜头，表现胡洛上楼的场面，忽而向上、忽而转弯、忽而经过平台、忽而又向下，左兜右转，漫长的迂回之后，胡洛才达到自己的家里，貌似平淡冗长的镜头却表现出一种生动的悠闲生活节奏。我们亦可以称胡洛为“生活的诗人”。

    胡洛先生生活在旧城区，这里的人们貌似粗鄙、衣装不整，这里的住所狭窄、街道积水。但胡洛先生却异常的谦逊和优雅：他碰掉残垣断壁上半块破砖也要小心得将它放回原处；他每天早上精确得把自己的窗户调整到某种角度，以便让对面生活在屋檐下的鸟儿能照到反射的阳光。但是纯粹的“诗人”即意味着是对生活无能为力的人。亚培先生决定要改造他成为“现代的、文明的人”，先是把他介绍到朋友的公司那里，结果面试的时候，因为擦鞋子的时候把一串脚印留在桌上，被人误以为是耍杂技的而遭到拒绝。亚培先生只好把他安排在自己的工厂里，结果他又把标准化生产的塑料皮管弄成了怪模怪样的造型。然而，我们在笨手笨脚的胡洛先生身上，相反却看到了那些被工业文明改造过来的人们的愚蠢、乏味和虚伪。

    4.最后的伤感

    亚培先生终于忍无可忍，又生怕儿子被舅舅带坏，最终打发胡洛先生去外省做推销员。邻家少女惋惜得说“你真的要走了么”，胡洛脸上似乎没有忧伤。而这时，隔壁的旧街区依然在拆着，我们可以想象等他回来，这里也